《海瑞罢官》政治批判的历程与斗争对象

二、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切入点、突破口是从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当时也是中共党员、民盟负责人之一）的《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是毛泽东为拉开“文革”大幕而发射出的第一颗信号弹。

吴晗（1909～1968），浙江义乌人。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擅长明史研究，撰有《朱元璋传》等多部专著。抗战胜利前后，他愤于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走出宁静的书斋，投身民主斗争的前列。建国后，他弃教从政，担任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曾积极从事反右派斗争。50年代末，有感于“大跃进”时说假话成风，毛泽东希望干部们多向海瑞的“直言敢谏”精神学习，勇于说真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找到吴晗，要他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他就撰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和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此期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遭受批判。吴晗便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要人们区分真假海瑞，并对彭德怀这个“假冒”海瑞进行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攻击（当时彭德怀事件还没有向社会公开）。1961年底，吴晗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等人的要求，又创作完成了剧本《海瑞罢官》，1962年上演后得到好评。同时报刊上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也引起“清官”问题的热烈争鸣，学术领域一时活跃起来。

1965年11月10日，34岁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指责吴晗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吴晗不服，以《论海瑞》一文的结尾为自己辩护。

姚文的出笼颇费一番心机。早在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找李希凡，授意批判《海瑞罢官》，李表示不能接受。江青认为在北京攻不开这个堡垒，便潜行于京沪道上，借用上海攻打北京。并把重点定在“退田”、“平冤狱”的问题上，以与单干风、翻案风相联系。1965年初，江青即与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起草，整个过程费时八九个月，九易其稿，并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不通过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了这篇文章。(www.xing528.com)

由于不清楚姚文的复杂背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中央排名第10位），虽然对这种不经过同意就点名批判自己部下的做法十分气愤，但也不便公开对抗，只是下令北京各报不予转载（共拖了19天）。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一面指示大量出版小册子，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一面指责北京市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压力下，彭真被迫同意在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30日《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姚文，但转载时，彭真指示《北京日报》加了按语，把吴晗的文章当成学术问题，以此来阻挡江青的攻势。

这样，围绕批判吴晗，双方展开了第一次交锋。很显然，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突破口并不是吴晗自身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文革派“斗争”目标的需要。江青曾说得很清楚：“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呵！”对于江青批判吴晗的用心，对于吴晗倒台后的副作用，彭真当然也不糊涂。姚文发表一个月后，吴晗迫于形势，发表了一个关于《海剧》的自我批评，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外，大量引用史料与姚据理力争。但江青一伙极力使批判升级。如1966年4月抛出戚本禹（《红旗》编委）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两篇重炮文章。

为了从方向上扭转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整理出了一个《二月提纲》⁽⁸⁾，并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全国。从此，斗争的焦点便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二月提纲》，斗争对象指向了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可以说，《二月提纲》的发出成为矛盾升级、转换的枢纽。与此同时，为加大进攻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江青决定开辟另一战场——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1966年2月2日至20日，由既无军职又无党政职务的江青出面，在上海召开了对北京“保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形成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经毛泽东3次修改，并在标题开头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纪要》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30年代进步文艺的作用和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这既是对文艺界的发难，更是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旁敲侧击；既涉及文艺路线问题，更上纲到政治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