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之路：复杂动机与荒唐革命

一、复杂的动机与荒唐的革命

1966～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始至终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尊。然而，10年“文革”却扭曲了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和悲剧。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的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追溯到前10年特别是60年代初，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所产生的愈来愈深的分歧与矛盾。在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一线领导人采取了加强企业管理、精简城市人口、重视智能教育、重视科技专家作用、公社所有制下放、包产到户（即联产承包）、恢复农贸市场等多方面的调整政策，使国民经济摆脱了困境，开始复苏。但是，这些调整措施及结果与毛泽东理想中的“新人新社会”相去甚远。按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的设想和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的描述，他所向往的是“一大二公三纯”的大体平等平均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大体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平等、公正、纯洁”，是毛泽东晚年执著追求的人类社会目标⁽¹⁾。显然，毛泽东这种大同社会的构想虽不乏诱人的魅力，但却远离实际，难以为中央一线领导人所接受。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工作非常不满意，对政府内开始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更是视如仇敌。不可否认，随着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生活方式的结束，“唯上是听”、“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作风和等级特权思想在共和国的一些干部中有所蔓延。毛泽东无法容忍这一点。

晚年的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对人民、政府、党三者政治权力关系的再创造和再思考。爱护人民，依赖人民，拯救人民是他永恒的思想灵魂。他把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看成社会主义政治关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对官僚主义采取非常严厉的态度。他说：“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能巩固。”他看到社会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等弊病，总认为都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所致。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和刺激，对毛泽东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面临莫斯科企图操纵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苏联内部因推行“物质刺激”而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集体农庄中个人资产所占比重较大的迹象，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内外政策中明显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说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已经蜕化变质。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便自然想到了类似的危险同样存在于中国。因此，他号召全国人民“反修防修”，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扩大到一切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僵化的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两极对立的道德判定模式。而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在他的心目中又日益演化成了超时代的政治内容⁽²⁾。

总之，高扬道德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热衷斗争哲学，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特征。这一切决定了他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动员广大群众，大破大立，去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试图建立一种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新型党组织，防止革命精神、集体主义的流失、衰退。

显然，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主张都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是在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战时共产主义生活）的缅怀，是用过去成功的旧经验老办法解决无比复杂的新问题。其中不无创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混杂和矛盾，反映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但毛泽东却坚定地相信，他的主张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他的主张的许多领导干部，在他心目中则变修了。为了维护他的主张，不惜与中央集体决裂，不惜打倒自己培养20多年的接班人——刘少奇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刘少奇，1898年生于湖南宁乡县花明楼（距韶山20公里）。1921年入党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一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共产党地下组织工作，参与领导过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被誉为“工人运动专家”和白区工作领袖。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职工部部长。1934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驻红八军团代表，参加长征。不久即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中局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刘少奇的职位提升很快，1942年末由华中调回陕北，1943年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³⁾、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负责管理中央组织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等工作部门，成为党内仅居于毛泽东之下的第二号人物。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多次提及毛泽东的名字。其中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同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他代行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全国解放后，刘少奇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位居6位副主席之首。1954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9年，由于中共中央已同意毛泽东退居“二线”⁽⁴⁾，刘少奇即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1965年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连续当选。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两篇文章，在党内影响颇大，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经典性著作，因而他在党的理论上有一定权威。(www.xing528.com)

在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能互相信任，步调比较一致。在60年代初，双方在革命与建设、政治与经济、一线与二线，以及关注点和工作方式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刘少奇习惯于通过组织去控制群众（如派工作组），以维护现存体制的稳定；毛泽东则热衷于发动、依靠下属和群众反对上层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毛泽东一直非常留恋战争年代那种平等、无私、朴素的生活，对城市怀有深深的警惕，不放心城市的种种流弊，常常想到农民大众，认为他们潜在的能量一旦被解放出来，就能够移山填海。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实际组织者认为，实现工业化需要才干和技能，从而认识到城市里有文化专业知识的杰出人才是重要的，并感到有必要兴办技术教育以培养对国家能够做出贡献的专家。显然，此时的毛泽东考虑政治多于经济。

上述各种因素显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目的和动机的错综复杂性：“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⁵⁾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他本人在全党全国全军具有独一无二的巨大威望外，还与另一个重大因素——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严重弊端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之手，又缺乏必要的权力监督、权力制衡机制。当毛泽东通过个人专断发动“文革”时全党只能违心地同意，根本不可能予以阻止。对此，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⁶⁾

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后，广大群众迅速投身其中，将这场运动搞得天翻地覆，波涛汹涌。这中间既有对伟大领袖的盲目崇拜和信赖，又有对自己利益的下意识追求；既有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运动”的不自觉，又有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自觉；既有对所谓崭新的体制、崭新的秩序、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即那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真诚向往，又有对官僚主义、等级特权、政治压抑等现象的不满和反抗。历史与现实矛盾的积累、交错、对流、转换，导致了“文革”自始至终斗争的激烈与派系的复杂。

经过各种力量上下左右的“化学反应”，使“文革”的面貌斑驳陆离，惊心动魄。对于这场灾难，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当然，“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长期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遗毒没有彻底肃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而产生的消极影响等。总之，“文化大革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既不能完全归结为某一个领导人的过失，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个别政策和措施的失当所致。极少数人的阴谋破坏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内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左”的思潮的恶性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