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领域批判：撤销职务与批判作品的浪潮

四、学术领域批判的扩大

从1964年夏季开始，批判运动由文艺界逐渐扩大延伸到学术领域，各种“异端”学说又一次面临着口诛笔伐的悲惨命运。

由于毛泽东对戏剧工作十分不满，指责其不能反映现代生活，柯庆施便立刻“紧跟”，在1963年元旦提出了“写13年”的口号。但在当时，这个口号曾引起了意见分歧。在当年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认为，只写建国后13年的生活，未免过于机械、狭窄，批评这个口号有片面性，还批评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论点。张春桥则在会上辩解，大讲“写13年有10大好处”。随着毛泽东“防修”思想的高度亢奋，对文艺理论的清理与批判也就顺理成章地展开了。电影界，集中批判了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作问题的独白》。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是邵荃麟，被说成是“反对写英雄人物”，是“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其文艺理论观点被指斥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后来，邵荃麟在“文革”中被作为“叛徒”、“黑帮分子”、“反革命”批斗，于1971年6月被迫害致死。一批塑造了“中间人物”的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马烽等也横遭批判。

批判风到处蔓延，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很快变得硝烟弥漫。在哲学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首当其冲。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964年，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在讲课中提出，“合二而一”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法。这与当时中苏论战中，中共采取“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方针及国内“反修防修”斗争逐步扩大，因而盛行的“分”与“斗”的观点大相径庭，结果招致激烈批判。“合二而一”被说成是“宣扬矛盾调和论”，是“同党大唱对台戏”。随后，康生又重提50年代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问题，加以联系批判。到1965年3月初，中共中央党校校委会向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指控杨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并罗列了杨的10大错误，建议撤销杨在校内的职务。9月24日，杨献珍被正式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校委会委员的职务。“文革”中，杨被“监护审查”达8年之久。受其牵连，孙定国、黎明遭迫害致死；党校内受批判者达150余人，社会上受株连者更是难以统计。

另一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定也陷入了“火网”。1964年9月，《红旗》杂志第17、18期合刊登载了《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歪曲和攻击说这本书“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是“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坏书”。11月，《红旗》第21、22期合刊又批判冯定的《平凡的真理》一书，说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在经济学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在50年代末，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经济效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在计划经济中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适当规定并扩大经营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意见。结果在1964年下半年，孙冶方受到批判，被诬称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在史学界，翦伯赞、周谷城、吴晗等人的历史观点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61年后，翦伯赞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史学革命”后出现的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等缺点，他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主张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65年12月到次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等文章，指责翦伯赞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歪曲诬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对翦伯赞展开无限上纲、肆意歪曲的无理批判。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进一步扩及到吴晗的各种学术理论观点。1964年夏以后，对史学界颇有影响的“让步政策”、“清官”问题、传统道德继承问题、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问题等，往往都撇开了学术讨论的原则，进行大张旗鼓的政治批判，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

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激起的这阵阵轩然大波，其实质都是“左”倾阶级斗争思想和“反修防修”理论的产物。作为大批判的发动者与支持者，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就是要狠抓文艺、电影、戏剧和学术工作，通过清除和谴责那些触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异端邪说”，来净化人们的思想，使全社会都能更积极地投入到“防修”的千秋伟业中去。“防修”之所以“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属性上的“左”倾观点，二是基于他对文艺和学术界现状的不切实际的观察与分析。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所编的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作了第一个重要的文艺批示。在他看来，“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次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作了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对文艺战线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重，措辞之严厉足以造成强烈震动。正是在第二个批示传达后，文联各协会才开始了第二次整风（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随着1964年夏大批判的扩展，到11月26日，毛泽东作出一个悲观的估计，“整个文化部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越有严重的估计，便越有猛烈的行动。大批判之所以能八方起火，烟焰升腾；齐燕铭、夏衍之所以要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文化部领导之所以要改组⁽⁸⁵⁾；后来之所以有“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现等等，都可以从两个批示中找出其蛛丝马迹。

除了夸大文艺战线的危机之外，毛泽东的两个指示还给文艺简单地贴上了阶级和主义的标签，这就给进行“左”的批判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后来大批判中肆意歪曲，无限上纲上线，随意乱扣帽子的恶劣做法，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连天烽火之所以能烧起，除了毛泽东的强有力影响之外，与许多领导干部甚至文艺界人士对斗争的积极投入和真诚支持也不无关系。就总体而言，当时的领导干部和文艺界领导人基本上接受和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反修”的指导思想。周扬就多次论述过“反对修正主义”是文艺战线当前主要战斗任务的观点，后来（1980年）他曾承认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也承认自己“高举、紧跟”过。彭真也说过，文艺战线革命“最落后”，我们要防止“让人家挖了墙脚”的话。这期间，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野心家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中，开始踏着正直的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受伤的躯体逐渐向上爬去。但归根到底，“左”倾批判的开展，是党和毛泽东的重大失误。

当武断过火、以势压人的政治批判猖獗起来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结果，一场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华夏儿女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之中。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2)（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

(3)《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3月出版，第17页。铁托在演说中所指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谓一长制，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

(4)十大关系是：①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②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④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⑦党和非党的关系；⑧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⑨是非关系；⑩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515页。

(6)《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7)翦伯赞：《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

(8)《人民日报》1956年10月9日，《不要害怕反对意见》。

(9)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将新闻战线的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页。

(12)《中国青年》1957年1月16日。

(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83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页。

(16)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2～436页。

(17)（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42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4页。

(19)《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号。

(20)《“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4年编印。

(21)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工作方法六十条》第9条规定：“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2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7）。

(23)《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社论：《力争高速度》。

(24)李富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基本问题》，《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年第1期。

(25)金春明：《建国后三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04页。

(26)《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27)《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徐水人民公社颂》。

(28)《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报道湖北麻城县溪河农业放“早稻高产卫星”。

(29)《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放“中稻高产卫星”。

(30)《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9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258页。

(32)刘少奇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45页。

(33)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4期，《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30日）。

(34)新华社上海1958年11月8日电讯。

(35)即经济管理体制上，国家经营与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作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作补充。

(36)《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

(37)“四害”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因判定麻雀为益鸟，故又以臭虫代之。

(38)《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杜勒斯发表好战声明，公然威胁要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范围》。(www.xing528.com)

(39)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41页。

(40)（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

(4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5页。

(42)据《后汉书》载，汉桓帝末，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请为诸君鼓咙胡。”该诗当由此童谣演化而来。“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也。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859页。

(44)《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4页。

(45)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66页。

(46)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49页。

(4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6页。

(4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7页。

(49)“两个否定”与“六个反对”即“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

(50)《人民日报》1959年9月20日社论：《市场形势的回顾和展望》。

(51)方留名：《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粮食工作辛勤劳动》，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3期，第24页。

(52)苏娅、贾鲁生：《谁来承包》，花城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256～257页。

(53)师博主编：《西藏风雨纪实》，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85页。

(5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

(55)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批评了“1962年的右倾”。“文革”初期江青也说过：“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见廖盖隆：《党史探索》，第140页。）

(56)这4年赤字分别为：1958年21.8亿元，1959年65.8亿元，1960年81.8亿元，1961年10.9亿元。

(57)“三看三不讲”即：看风向——上边风向不明不讲；看眼色——领导眼色不对不讲；看意图——领导意图不清不讲。

(58)开口“不离三六九”指讲话不离“三面红旗万岁”，一切工作要从“六亿人民出发”，成绩与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等一套八股腔。

(5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328页。

(60)“五子登科”，据《宋史》卷263《窦仪传》载：五代后周人窦钧的5个儿子仪、俨、侃、、僖“皆相继登科”，当时号为“窦氏五龙”。周恩来借用这一典故，指文艺工作中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错误做法。

(61)《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2页。

(62)（美）埃德加·斯诺：《今日的红色中国·序言》，《斯诺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页。

(63)埃德加·斯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28页。

(64)埃德加·斯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28页。

(65)埃德加·斯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28页。

(66)埃德加·斯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28页。

(67)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附录二《天下大事——1964年与周恩来总理的两次谈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版，第246页。

(68)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附录一《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版，第225、229页。

(69)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版，第164页。

(70)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31页。

(71)这3篇文章是：1960年4月《红旗》杂志第8期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4月22日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及同一天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作的《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3篇文章后来合出为一本小册子，题为《列宁主义万岁》。

(72)中国政府到1964年全部还清苏方贷款，本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

(73)1962年4月，印军已侵入中国新疆、西藏地区。10月上旬，中国通知苏联，若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将坚决自卫反击。由于这时发生了古巴危机，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赫鲁晓夫便表示赞同中国的立场。古巴危机缓和后，赫鲁晓夫立刻改变了态度。

(74)见《参考消息》1989年3月11日文《面面俱到，模棱两可——当年文件起草人忆苏斯洛夫》。

(7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

(7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页。

(77)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78)所谓“三和一少”，即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人主张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援助少一点。“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79)三线建设，有大、小三线之分。大三线，是就全国而言，当时包括云、贵、川、陕、甘、青、宁、豫、鄂、湘、晋11省区（1983年后缩小为云、贵、川、陕、甘、豫西、鄂西、湘西及重庆市）。全国第一线指东北与沿海各省，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为第二线。小三线是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小后方。

(80)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74页。

(81)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82)德彪西（1862～1918）是法国著名作曲家，《克罗士先生》系其论文集。

(83)《不夜城》早在1958年7月即已被开始批判，此次再遭劫难。

(84)“吴南星”系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合用笔名。分别取吴晗的姓，邓拓笔名“马南”的南，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组成。

(85)1965年4月，齐燕铭、夏衍被免职。5月，成立了以原南京军区副政委肖望东为书记，石西民、颜金生为副书记的文化部新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