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的丰收与遭遇

三、文艺界的收获与全国性的批判

在“文革”前的这10年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许多五四时期的老作家顾虑重重，创作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但还是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为群众奉献了一批优秀作品。

小说方面，《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三家巷》、《山乡巨变》等，深受读者喜爱。电影方面，《林则徐》、《甲午风云》、《万水千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平原游击队》、《红色娘子军》、《红日》、《兵临城下》、《风暴》、《青春之歌》、《聂耳》、《白求恩大夫》、《李双双》、《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不夜城》、《女篮5号》、《红旗谱》等，都有较高的上座率。戏剧有《李慧娘》、《谢瑶环》、《海瑞罢官》、《芦荡火种》、《朝阳沟》等。诗歌方面，有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与《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放歌集》等。话剧、歌剧方面，有《茶馆》、《蔡文姬》、《关汉卿》、《洪湖赤卫队》、《江姐》等。这些，都是当时曾引起过一定轰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

然而，在文艺界获得丰收的同时，它也遭受了一次次被蹂躏的悲惨命运。虽然在调整初期，陈毅等人千方百计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可这既不能改变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也就无法使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真正做到彻底地敞开心怀。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被批为“利用小说反党”，已经为文艺界敲响了警钟。会后，国内的“防修斗争”，逐渐从两翼展开：一是抓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一是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泽东，首先从他熟悉的戏剧领域入手。1962年12月，他已认为，“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⁸⁰⁾毛泽东虽不一概反对旧戏，但却更看重戏剧反映现代生活的问题，他希望戏剧能多反映种田的、做工的和打仗的，即多反映“大老粗”和“下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主张，正是他的政治观念在文艺领域的延伸。在“官”与“民”、“智”和“愚”这些范畴中，他向来都鄙薄前者而看重后者，这当然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但也含有一定的片面性⁽⁸¹⁾。随后，以“鬼戏”问题开场，一场批判的风暴迅速降临。(www.xing528.com)

1961年，《剧本》杂志第7、8期发表了孟超所作的昆曲《李慧娘》。8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对《李慧娘》予以肯定。当时，评论界称该剧是“一朵鲜艳的红梅”，评价甚高。1963年3月29日，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批评《李慧娘》等“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牵强附会地认为它对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严重问题有影射之嫌。5月6日，《文汇报》发表由江青组织的《“有鬼无害”论》，对《李慧娘》展开攻击。年底，文化部举行戏曲推陈出新座谈会，大批“鬼戏”。与此同时，对戏曲的形式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表意见。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月，他又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被指责为“庸俗低级，趣味恶劣”。3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连续3次开会，认为“迎春晚会”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有必要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吸取教训，使坏事变成好事。”此后，文联各协会开始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5月8日，中宣部文艺处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中，认为文艺界存在着三大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二是文艺理论批评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三是对文艺队伍进步面看得多，落后面看得少，忽视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而在此时，康生则进一步上纲说《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号召批判孟超和廖沫沙，诬蔑他们“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作为毛泽东号召的“新形式”和整风检查的成果之一，6月5日到7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共演出《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37个剧目。其间，江青在6月23日的座谈会上讲到，“要好好辨别方向”，“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她指责戏剧不表现工农兵，却是“一大，二洋，三古”，舞台都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并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康生也在7月31日总结会上，点名攻击京剧《谢瑶环》和《李慧娘》是“大毒草”。次年3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并加按语称《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自1961年吴晗写出《海瑞罢官》一剧后，江青、康生等人一直认为它有问题。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要求批判《海瑞罢官》。她曾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要求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拒绝。1964年，康生也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在替彭德怀翻案。次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布置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把剧中“还田”、“平冤狱”与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捕风捉影地联系起来，指责该剧为“一株毒草”。姚文的发表，标志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毛泽东说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除戏曲界之外，音乐、美术、电影、小说等领域无不爆发了一场大批判的狂涛。1963年5月2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撰文，借德彪西⁽⁸²⁾问题发难，质问音乐出版社编辑部对《克罗士先生》所作的内容提要，究竟“介绍的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对音乐界展开了猛烈攻击。1964年7月，江青把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整风的《检查工作简报》送毛泽东阅读。简报18号反映了所谓“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并点了文学翻译家戈宝权的名，说有些人“宁愿演外国戏的丫头，也不演中国戏的主角”；还指责“音乐界有今不如昔思想”，称某些人提出过“对聂耳、冼星海有没有估价过高的地方呢？”同年10月25日，江青又插手中央美术学院，诬蔑“美院稀烂了”，在美术界也掀起阵阵阴风。电影方面，在1963年9月，康生就污蔑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红河激浪》为“反党影片”。1964年7月，江青送给毛泽东批阅的整风简报第9号，也反映了所谓“大肆宣传30年代电影的情况”，说“有些人留恋30年代，全盘肯定，并以此否定社会主义电影成就，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划时代的意义”。月底，康生公开点名攻击《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等电影是大“毒草”。8月14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说：“不但在几个大城市公开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此后，先后被公开批判的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⁸³⁾、《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等优秀影片，其中许多被定性为“大毒草”。小说、杂文方面，除《刘志丹》外，《苦斗》、《三家巷》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⁸⁴⁾的《三家村札记》等，都受到批判，被诬称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