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被干扰
到50年代初,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1957年时,全国已有小学54.7万所,在校学生6428万人;普通中学有11096所,学生达628.1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有1320所,在校学生有77.8万人;高等学校为229所,在校学生44.1万人。但是,仅仅发展单一类型的全日制学校,既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及青年人求学的强烈欲望,也难以解决尽快普及教育及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脱节等问题。
为此,1957年11月,刘少奇曾建议试办半工半读学校。1958年5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国应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八小时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区竞相实施。1958年,半工(农)半读的学校学生即达200万人,到1965年更发展到443.3万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教育大幅度紧缩。但在1963年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与就业问题十分尖锐,因而从1964年起,刘少奇再次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观点。随之,又掀起了一个兴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热潮。
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构想,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也有利于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结合及改革,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其正确性值得肯定。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种“双轨制”却很难按照刘少奇设想的那样健康发展。由于升学、教学水平、学校设备、生源以至声誉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导致全日制正规学校的“成功”与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失败”。在“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和泛滥之际,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日益升温,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教育工作座谈会(即春节座谈会)上向教育界展开了猛烈的批评。他指责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革……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主张改革教学方法,适当减轻学生负担,提倡自学精神,无疑都很有见地,但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指责考试方法,轻率地断言要砍掉一半课程,则显然是错误的。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所谓的“五七指示”,后来成了实行“开门办学”的依据,不但刘少奇的“双轨制”无法维持,就连全日制教育也遭到强烈冲击。 (www.xing528.com)
自1957年反右以后,“左”倾思潮在教育界颇有市场。学生考学,毕业分配,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或遭打击批判者的子女,在升学、安置诸方面,往往要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在学校里,政治教育被突出到了居高临下的位置,经常冲击专业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不过,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阴云笼罩下,教育事业仍在荆棘丛中向前迈进。1965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到13138.4万人,比1957年增长83%。全国有小学168.2万所,普通中学18102所,中等专业学校1265所,高等学校434所;各类学校的专职教师总计达450.7万人;这些都比1957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医疗卫生方面,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方向,采取“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取得了重大成就。50年代后期,全国普遍建立了县、区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到1966年,全国有近2100个县普遍建立了县级综合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妇女保健站。到1965年,全国有医院42711个,病床76.6万张;全国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达153.2万人,是1949年的3倍多,其中受过现代西医培训的医生为15万人,是解放前夕的近4倍。到60年代初,每年从各种医科学校毕业的医疗人才约有2.5万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天花灭绝,性病、黑热病、回归热、霍乱已基本消灭,鼠疫、血吸虫病、疟疾、百日咳、白喉等恶性流行病也被基本扼制。临床医学水平在不断提高,在针刺麻醉、大面积烧伤治疗、断肢再植及显微外科等方面,都获得了突出成就。在药品研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城乡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大人多,上述成就远不能满足需要,广大农村的医疗状况仍然较差。正是这种状况,使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给卫生部的指示中,愤怒指责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要求卫生部应面向农村,应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显示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但由此而对卫生部乱扣帽子,对整个国家卫生事业状况作出那样悲观的估价,却是不恰当的。这一指示,当时给卫生部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反而影响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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