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湖南和河北率先展开

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国内“防修”工作逐步展开。1962年秋冬以来，各地农村纷纷开展了反对“单干风”、改正“责任田”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湖南和河北保定地区率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点，并决定推广湖南和河北的经验，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四清和五反运动，其着眼点就是“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目的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无疑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列举了9种“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警告说如果对此熟视无睹，“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因此，我们必须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去“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同年9月6～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对“前十条”作了高度的评价，贯彻了“前十条”反映出的“左”倾指导思想，但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了预防“左”倾偏差的政策规定。11月14日，中共中央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社教运动便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社教运动展开后，各地党委对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就认为，农村基层政权已有1／3被篡夺，“掌握在敌人手里”。既然“敌情”如此严重，社教又要依靠贫下中农，许多四清工作队便搞起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神秘化做法，把解放前开辟新区的经验搬到了社会主义农村。由“扎根串连”又发展到“追根子”斗争，要追四不清的根子，追干部腐化的根子，以达到最后挖掉根子的目的。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介绍了她参加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的体会与认识，总结出了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进行“对敌”斗争的一整套做法和经验。后来人们将其简称为“桃园经验”。王光美的报告于9月初被中央转发全党。“桃园经验”则被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经验予以推广，这对社教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起了加剧作用。同年6月23日和10月24日，中共中央相继转发了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报告，并在全国推广其夺权经验，这不但加重了社教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且使党中央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严重化了。

1963年至1965年间，在基层“挖修根”的同时，毛泽东越来越关注中央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他多次批评党内的“三和一少”与“三自一包”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⁷⁸⁾。1964年12月15日至次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总结研究社教运动中的问题。12月底，会议制定出《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统一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名称城乡一律简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即“大四清”，此前的“四清”，则称之为“小四清”），并取消城市“五反”运动名称；还规定7年内全国搞完“四清”，3年内搞完1／3地区。但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主持重新讨论修改了这个纪要，于1月14日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在纠正基层打击面过宽，反对神秘主义，严禁打人和体罚，运动不能耽误生产的同时，却把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运动的对象、方式方法，对“走资派”的认识等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分歧。虽然双方都把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但刘少奇强调的是基层，毛泽东注意的是上层（尤其是中央）。对于派工作组深入基层，访贫问苦的做法，毛泽东自然不会热心，他在构思着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这就是直接发动人民群众，去消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去铲除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和“走资派”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为后来把斗争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由于双方的分歧，也导致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信任的大幅度丧失；党中央领导核心在形式上虽还维持在统一体中，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分裂了。(www.xing528.com)

在开展社教“挖修根”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从另一个角度作了“防修”的尝试，即努力培养合格的革命接班人。鉴于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和“变修”的教训，为了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四代人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在1964年前后，多次论述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在他看来，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除了清除修正主义的垃圾之外，还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后者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更为重大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革命事业的长远的将来。为此，他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5项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判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人。由此，1964年起，在全国大中学校采用忆苦思甜、阶级教育等方式，广泛开展了培养接班人的运动。这既反映了毛泽东对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也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增加了新的推动力。

在“反修防修”的热浪中，反帝的旋律也不会被完全冲淡。1964年8月，美国越过战争边缘，悍然轰炸北越，将战火迫近到中国的南大门。由于中国此时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战略包围中，与苏联、印度的关系又已恶化，中国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三线建设问题⁽⁷⁹⁾，要求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三线建设需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对一、二线要采取停、缩、搬、分、帮的建设方针。在三线建设中，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一批骨干企业，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但是，由于建设采取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不少项目还要做到“靠山、分散、隐蔽”（即“山、散、洞”原则），因而一般交通运输不便，原料供应、产品外调均感困难，投资效益较差。三线建设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即由以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了以加强国防实力、重视工业、准备打仗为中心。这一转变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左”的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影响所致。

国际上的“反帝”、“反修”与国内的“防修”交织一起，使“左”倾的阶级斗争思想不断膨胀、强化，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文革”的历史大劫难，追根溯源，1957～1966年这坎坷的10年，不能不说是一个苦果逐渐酝酿的重要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