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对外政策：强硬还是缓和？

一、国际动态与对外政策

自1957年反右斗争起，毛泽东的思想与行动中“左”倾色彩日渐浓厚。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温和渐进而变得更具挑战性，中国与周边大国的关系也逐渐走向冷漠与僵持。

1957年8月，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10月，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又发射升空。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东西两大集团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转折，社会主义阵营已赢得了压倒的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应集体采取强硬的更富有战斗性的姿态。但是，毛泽东的外交构想却未能得到赫鲁晓夫的赞同。

从苏共20大起，中苏两党关系已埋下分裂的种子。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供海底潜艇通讯用的长波电台；7月，又提议中苏组建共同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由于事关国家主权，毛泽东对此予以断然拒绝，这是中苏关系由顶点到闹翻的开始。中苏两党关系上的裂痕，又因双方在国际战略上的分歧和中印边界武装冲突问题而迅速加大。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一直努力谋求缓和东西方冲突，推行其“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并企盼中国能与其行动合拍，这就与毛泽东的挑战外交发生了尖锐冲突。在中东危机、炮击金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谈判、中印冲突等问题上，双方形成了明显的分歧。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参加日内瓦禁核谈判为由，决定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早在1951年前后，印度军队就开始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边境东段推进。到1959年时，印方在中国边境的东、中、西段实际已侵占中国领土10余万平方公里。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军于8月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北面的西藏境内推进，与中国边防军发生冲突。苏联出于其南亚战略的需要，竟不顾事实真相与是非，由塔斯社在9月9日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从而把中苏分歧公开于世。接着，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在华盛顿后在戴维营会谈。9月30日，他又匆匆飞赴北京。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一方面到处兜售“戴维营精神”，教训中共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企图改变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另一方面继续替印度辩护，结果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间的集体会谈不欢而散，任何分歧都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www.xing528.com)

进入60年代后，中苏的分歧争论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上。由于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在海参崴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又多次嘲弄谴责中国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并大力倡导裁军与和平，中国领导人便认为他是在散布对“美帝”的幻想，松懈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企图由苏美两大国来主宰世界命运。这样，中共在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时，组织了3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⁷¹⁾。6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经过预先策划，发动大多数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共展开围攻。结果，不但未能压服中共，反而遭到中共代表团的严厉反击。出于报复心理，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在思想上的分歧轻率地扩大到了国家关系方面。7月，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其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名。由此，343个专家合同被撕毁，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这对于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接着，在11月至12月召开的莫斯科81国党代表会议上，中苏两党再次激烈争吵。此后，两党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为时短暂。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个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会议进一步谴责斯大林，并决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斯大林陵墓。会议还激烈地攻击了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霍查与谢胡的领导，并影射性地进行反华宣传。由此，中苏两党关系又严重恶化起来。也就在这一年，苏联趁中国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催逼中国连本带息偿还在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支援中国军事物资的贷款⁽⁷²⁾。1962年4月16日，在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下，新疆塔城、裕民、霍城3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25日，苏联又策动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苏联在中国边界也做了许多手脚，仅1961～1964年间，苏联共挑起边界事件多达1000余起。这些活动，大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进一步破坏了两国关系。

1962年10月20日，印度调集陆军10个旅，出动空军配合，在中印边境西东两段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奋起还击，俘虏印军3968人，并收复了印军越过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中国领土，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获胜后，11月22日，中国实行单方面全线停火。12月，赫鲁晓夫出尔反尔⁽⁷³⁾，再次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自卫反击作战。1963年7月，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在9次会议上，双方引经据典，舌枪唇剑地进行了激烈争辩。会议期间，苏共在7月14日突然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企图“出其不意的打击”中共代表团⁽⁷⁴⁾。同时，从7月15日到10月间，苏联报刊广播发表有反华内容的文章、资料达1100多篇。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到次年7月止，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文章就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的分歧与发展，作了批判性的公开论战。中苏论战震动了世界，也引起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

1964年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但中苏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变。1965年3月上旬，苏共领导召开的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9个党，而中共和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共产党拒绝参加。此后，中共不再承认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中央决定不发贺电，不派代表团参加。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长达23年之久。相应地，两国关系也恶化对立起来。1966年3月，苏联同蒙古签订军事同盟协定，针对中国向蒙古派驻军队。苏方在中苏边境也大量增兵，很快达到40多个师1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