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领域相对宽松的成果

五、政治思想领域的相对宽松

要想全面深入地调整国民经济，就必须有举国一致团结奋斗的精神作为政治上的保障。然而，这时的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却存在着严重的不正常现象。首先是历次政治运动错整了许多人，使数以百万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严重伤害。其次是知识分子遭到压抑。他们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者被批为“白专道路”、“白专典型”。文艺工作者则处于无所适从的消沉状态。最后是党内外民主空气严重不足。“反右派”封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口，“反右倾”又封了党内干部的口，真心话、老实话少了，假话、空话和大话却到处风行，出现了“三看三不讲”⁽⁵⁷⁾和开口“不离三六九”⁽⁵⁸⁾等令人痛心的现状。

这种状况不改变，调整工作势必困难重重。这样，纠正“反右派”以来历次运动中的过“左”错误，就成了调整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1961年5～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发布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都要求对近几年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平反。这一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到1962年上半年，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各地快慢不一，效果差别较大。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到同年8月，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已甄别党员、干部365万人，认定原结论全错或部分错了的占70%；甄别群众370万人，全部予以平反。同时，中央统战部也开会，决定对在“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及其他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戴帽的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等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此前，1959年9月17日，中央曾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1959年和1960年，两批为“右派”摘帽9万多人，1961年摘帽12.9万人，共达22万余人。1962年进行了第四批“右派”摘帽工作，1964年又进行了第五批摘帽，通计摘帽30余万人。在他们的工作安置、家属子女的待遇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工作。(www.xing528.com)

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之全身心地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才智，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在1961～1962年间，大力投入到了调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纠正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偏差的工作中。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文艺规律和文艺工作纪律等问题。他要求领导者以身作则，切实扭转风气⁽⁵⁹⁾，反对动不动就搞“五子登科”⁽⁶⁰⁾。他与陈毅、聂荣臻在多种场合，都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属性判断提出批评和纠正，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⁶¹⁾。1962年3月6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上讲道：“不能够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他说，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一时期，党部分地恢复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正确判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号召尊重科学和知识，鼓励知识分子更多地去钻研业务，提倡放松控制，为知识界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为知识分子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其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即要赢得知识分子的合作，就必须使知识界充满活力，为科学、艺术、技术、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气氛和环境。因此，它并不意味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的理论思想已经被彻底抛弃。虽说如此，由于采取了相对有限度的温和政策，毕竟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这对于党紧密地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