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1962年七千人大会及西楼会议成果简析

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

确定“八字方针”后，1961年的农村经济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直到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尤其是工业）的总体进展却不甚理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党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根源认识得不够透彻。只是压缩了基建施工项目，而未能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加上大炼“争气钢”和确保钢铁生产，使1960年基建投资高居3年“大跃进”的榜首。1961年工农业产品的计划指标都远远高出1960年的实际生产水平，后虽有压缩，不再“大干快上”了，但也不想全面后退。二是对1960年农业生产估计偏高，对1961年农业所抱企望值太大，相应地就想维持住工业生产水平，表明对经济形势的严峻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三是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在思想上留下了后遗症。许多人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重新跃进；也有部分干部、党员唯恐大力调整后会被说成是否定“三面红旗”，怕政策一旦有变，将来又要被批为右倾，因而采取了消极观望态度。四是少数干部、党员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信心不足，不知所措，并带有严重的埋怨情绪。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下决心大踏步地全面退却，以克服困难，改变十分被动的经济局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和解放军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而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为第一阶段，主要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第一稿）。讨论中“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经较大修改，写出第二稿；再提意见后，改出第三稿，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的名义正式印发。《报告》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就，也指出存在的四大缺点错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报告》分析了这些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建设工作中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还肯定了“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又提出了1963～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设想。

1月29日下午至2月7日是大会的第二阶段，毛泽东称之为“开出气会”。30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同时也讲到了其他问题”。他号召与会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到意见讲透，上下通气。他又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⁵⁴⁾随后，会议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展开了批评，这些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在此期间，邓小平和周恩来分别就党的问题、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外债及国际义务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也讲了纠“左”与恢复发展生产的问题。

这次大会，在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带动下，以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正视和分析困难，提出办法，坚决纠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启发、教育、鼓舞了全体与会者，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战胜困难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会议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首先是总结经验教训不彻底，继续肯定“三面红旗”，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1958年以来的“左”倾指导思想。其次，大会决定给这几年批判、处理错了的干部和党员甄别平反，但却对彭德怀冤案不置一词。再次，会议判断“最困难的时期度过了”，显然为时过早。最后，就党内生活存在的问题，批评大多集中于省、地、县三级领导身上，而党中央领导核心即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内的缺点错误，却没有予以检查改正。

另外，林彪的发言给人留下了刺耳的不和谐音。他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宣称“我们付出一定学费是值得的”；发生错误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这种制造个人崇拜，为毛泽东洗刷错误的言论，虽与会议气氛极不协调，但却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相比之下，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中的一些独到见解，却心感不悦甚至大为不满，这成为他日后不再信任刘少奇的一个潜在因素⁽⁵⁵⁾。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央领导核心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并未能真正做到统一。(www.xing528.com)

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发现1962年财政收支安排上约有二三十亿的赤字。为此，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研究后发现，1958～1961年财政年年是赤字，4年合计达到了180.3亿元⁽⁵⁶⁾。刘少奇得出结论：我们“现在类似非常时期”。会议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让陈云再度出山，已是众望所归。陈云，生于1905年，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夭折后，曾从事过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1930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从次年起，为历届中央委员之一。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即参加长征。1935年赴莫斯科，1937年冬回国。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1945年后赴东北工作。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主任。他是中共党内最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专家，曾具体领导了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迅速稳定了动荡的经济形势。在组织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并发动“大跃进”后，便把与自己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不一致的陈云放在了一旁。1958年，虽曾决定成立了由陈云任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但陈云在实际上并不起多大作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一度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话，曾有意让陈云出山，终因反右倾的影响而作罢。在这次西楼会议上，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2月26日，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重讲了一次。

陈云分析了财政经济的主要困难：①近几年农业减产严重；②基建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③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④城市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国家却无足够工业品使之回笼；⑤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然后，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6点意见：①把10年（1963～1972年）经济规划分成恢复与发展两个阶段，基建与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先下后上。②“精兵简政”，减少城镇人口。③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A.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B.增产人民必需的生活用品；C.增加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D.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④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⑤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⑥计划机关的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对于陈云的讲话，与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认为分析精辟透彻，办法切实可行。

西楼会议后，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推荐，经毛泽东同意，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李富春担任正副组长，统一管理经济工作。3月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并讲了7个重要问题：长期计划问题；调整年度计划，对重工业基建指标要“伤筋动骨”；注意短线综合平衡；集中物资管理；要重视研究农业情况；农业生产与稳定市场是关键；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陈云的这几次讲话，纠正了“大跃进”以来某些“左”的提法与做法，为当年乃至整个调整时期指明了工作方向，规定了基本原则，从而奠定了大幅度全面调整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