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中国共产党具有一整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注重调查研究和强调实事求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项。然而,自反右派斗争后,尤其从“大跃进”开始后,空话、假话、大话却泛滥成灾,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就已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又总结了近几年工作的沉痛教训,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号召与会同志回去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
会后,中央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进行了调查研究。1961年的上半年,毛泽东自己率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并把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和自己的警卫战士也都派到外地,去做实地调查。与此同时,刘少奇带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宁乡等县,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朱德到四川宜宾、自贡、内江等地,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等县,都深入农村第一线,实地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因此,1961年曾被誉为“实事求是年”。(www.xing528.com)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3月至1963年3月,中共中央陆续制定、批转和颁布了一系列工作条例。它们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70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林业18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1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草案)》(简称“中教50条”)、《全日制小学暂行条例(草案)》(简称“小教40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等。这些工作条例,绝大多数制定于1961年9月下旬以前,只有“中教50条”和“小教40条”晚至1963年4月30日才颁行;“文艺8条”虽正式批转时间为1962年4月30日,但它起草于1961年的上半年,8月1日曾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当时为10条)。因此,这些以其条款数目为人所熟知的文件,正是1961年上半年实地调查研究的结果。这些文件的起草,一般都由党的高级领导人主持,并召集有关专家、实际工作者广泛征求意见,然后不断修改完善。因此,每一份文件通常都是数易其稿,才最后定稿。这些文件也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明显打破了作为“大跃进”基础的那些构想,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从而对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积极调整国民经济并促使经济形势好转,都起到了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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