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确定的八字方针”与中国经济历史的重要转折

一、八字方针的酝酿和确定

到1960年，“大跃进”的梦幻事实上已经破灭。但是，党和政府既不愿公开承认失败，又未发表任何正式声明或指示以结束跃进。反而在1961年《红旗》杂志新年社论中，仍然号召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奋勇前进。

然而，从1960年第一季度起，工业孤军冒进的势头开始全面下跌，国民经济状况日趋不佳，粮食形势尤为严峻。在此背景下，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共运和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采纳了大多数与会者主张紧缩的意见，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这些指示措施，要求压缩基建投资，调低一般产品的生产，不再搞计划两本账；集中力量保证钢铁、煤炭、运输生产，加强农业第一线，以缓解第二季度以来基建战线过长、主要产品下降、物资使用分散等问题。8月中下旬，在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的意见，提出计划安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方针。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时，周恩来建议在“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党组制定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正式使用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加强了对农业与粮食问题的重视。9月20日至22日，谭震林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京5省市农业书记会议，要求“在今冬明春给广大群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10月7日，中央转发这次会议的纪要，并责成各地彻底肃清“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11月15日，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认为“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各地坚决反对和纠正“共产风”，并发动群众，开展整风整社运动。(www.xing528.com)

1961年1月14～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工业生产水平已有较大提高，而农业却连续两年受灾未能完成生产计划，会议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该方针以调整为重点，其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绩，使其向纵深发展；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根据毛泽东“不能剥夺农民”的讲话精神，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进行农村整风运动。会议还听取讨论了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关于成立6个中央局的决定，以加强对六大区各项工作的领导。随后，任命陶铸、宋任穷、李井泉、刘澜涛、李雪峰、柯庆施分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东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第一书记。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八字方针”，表明国民经济已由全面“大跃进”逐步转向调整阶段，因而在这一历史时期具有转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