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大跃进”时期的三年经济困难

六、三年经济困难

在连续3年的“大跃进”之后，紧接着便是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事实证明，随着政治风云的翻来覆去，我国的经济建设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形成了极难治愈的严重经济困难，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第一，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1958年至1960年，积累率平均高达

39.1%，而国民消费水平却大幅度下降。1957～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也由1957年的5.7∶4.3变为1960年的8∶2。

第二，基本建设投资过多，规模过大，积累过高，而效益却极差，浪费惊人。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合计996亿元，比“一五”计划5年的总和（550亿元）还要多81%。这3年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8%和39.6%，而投资效果却愈来愈差，1959年和1960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分别为69.2%和68.8%，远远低于1957年的93.4%。3年中合计损失达220亿元，占到基建投资总额的22.1%。

第三，工农业生产全面“跃退”。在重工业孤军冒进的同时，轻工业产值在1960年只达到550亿元，比上年减少9%，棉纱、棉布产量下降了28%左右，食糖等轻工业产品下降了60%多。农业方面，1960年的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跌到了1951年和建国时的水平，粮食形势尤为严峻（见下页表7）。

由于粮食产量连年下降，高征购、高销售却依然如故，使得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几，不得不“从1961年开始至1964年，每年进口100亿斤左右”⁽⁵¹⁾。(www.xing528.com)

表7　1957～1960年各年度的粮食状况

第四，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大跃进”3年的财政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5.8亿元和81.8亿元，合计达169.4亿元。为弥补赤字，又大量发行货币，1959年末货币投放量为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高达125亿元。但国家掌握的商品库存锐减。两方面失衡，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

第五，由于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从1957年到1960年，城乡人均年粮食、植物油、猪肉消费量分别下降了19.4%、23%和70%。人民身体素质每况愈下，而紧张的跃进大干又未有穷息，再加上疾病的流行，使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面积发生。在那“低标准”、“瓜菜代”的大饥荒岁月里，许多地方食堂断炊，饥民外逃，浮肿病不断蔓延。仅河南信阳地区，就有上百万人死于饥饿。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承认：“自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全省死亡人口达190多万……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人口在200万人以上。”⁽⁵²⁾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为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当时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当在4000万人左右。

一个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千万，一个3年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这就是3年“大跃进”的惨重代价。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如1959～1961年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数亿亩农田受灾和粮食的大面积减产；又如苏联乘人之危，撤退专家，催还欠债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决策和政策失误等人为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盲目蛮干，对群众运动的过分迷信，对人的主观意志作用的无限夸大，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与违背，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的大肆泛滥，自欺欺人式的纸上跃进，决策者的无知、狂热与连续失误，种种因素交汇一起，无形中更助长了天灾肆虐的烈度，人祸加上天灾，终于酿成了建国以来空前罕见的大惨剧。那样荒唐的“跃进”，如此昂贵的代价，其沉重教训永远值得后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