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大跃进”对《新人口论》的批判与反思

六、文教“大跃进”与对《新人口论》的批判

“大跃进”期间，“左”倾思想在文教战线上也有明显的反映。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出号召：“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大谈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他宣称，哲学社会科学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跃进；其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他又指责说，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此后，各高校发动文科师生，批判教学中“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调整教学中古今的内容和时间比例，搞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

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聂荣臻提出，为了科学事业和生产的“大跃进”，一定要把高等院校的科学力量动员起来。后来，他在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行技术革命。在此前后，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甚至一些中小学纷纷掀起科学研究“大跃进”的热潮。大搞以“猛攻尖端科学”、“生产尖端产品”、“技术革新”、“创造发明”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并在“七一”、“八一”、“十一”等节日前连夜突击、苦战，开展献礼活动。据报道，北京的1万名科学工作者，在短短3个月内，就献出成果2152项，其中超过世界水平者有66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项⁽³⁶⁾。

与此同时，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总目的是：“反掉右倾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会议提出了5项具体任务：①大力发展识字运动，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②积极发展工农业余中学和小学，普及小学教育；③发展普通中学，提高中学教育质量；④加强和改进各级师范教育；⑤改革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在会议召开前，一些省市自治区就已提出了“一年变成文化省”，“今年内普及小学，乡乡有中学”，“今年内扫除文盲”，“三年改变文化落后面貌”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会后，各地教育跃进的指标变得越来越高。4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乡村普及小学，大中城市普及初中，初中毕业后可进工厂半工半读；如此，教育就可大大跃进，大大超过计划。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批示》，正式公布了“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指示要求各大协作区和省市自治区建立起自己的完整或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规定全国在3～5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用15年左右时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

在教育跃进高潮中，各类学校纷纷上马，在校学生人数大增，教育事业在数量上迅速膨胀。然而，由于片面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过多，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急剧下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小学都下放到公社去办，公社又大多不顾客观实际能力，拼命办小学、农业中学和农业技术学校，使农村教育量大质劣现象更趋严重。随着“大跃进”的退潮，教育的“虚胖症”便大大“消肿”。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工作，有步骤地让一些学校“下马”，精简学校和教职工，贯彻“少、精、活”的教学原则，减轻学生负担，使教育事业在巩固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发展起来。

1958年9月13至20日，中宣部召开了文艺创作座谈会，要求发动群众进行创作与批评，依靠全党全民大办文艺。与会者纷纷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争取“大跃进”和“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能写诗、能唱歌、能画画、能舞蹈、能表演、能创作等。像这样脱离实际的空口号，只能是主观臆想，既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又丝毫无助于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www.xing528.com)

此外，“大跃进”时期另一举世瞩目之处是开展了声势浩大、持续不断的除“四害”⁽³⁷⁾运动和“全民皆兵”运动。

“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还反映在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等学术思想的批判上。1957年7月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文章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增长率超过20%），而资金积累偏慢，人口多资金少构成一个很大的矛盾。文章从加速工业化、满足工业原料、促进科学研究、保证粮食供应等方面，论述了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提出了“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具体办法为：再行普查人口，进行动态统计，确定人口政策，将人口增长数纳入第二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同时进行控制人口的宣传教育，修改婚姻法，提倡晚婚，普遍实行避孕，厉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新人口论》的正确性和远见性已为实践所证实，但在当时，它却为马寅初带来一场厄运。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后发表于6月1日的《红旗》第1期）。文章对中国的人口压力毫不在意，反而认为：“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样，从4月开始，北京大学首先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其人口控制论被诬称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此后，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公开点名批判，时间持续达1年之久。马寅初于1959年12月和次年春，在《新建设》和《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等文章，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康生据此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随后，对马寅初的批判不断升级，到1960年1月，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也被撤销。

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错误批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错批一个人，增加几亿人，使高速、盲目增长的人口丧失了控制，人口压力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这是建国以来“左”倾错误造成的又一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