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影响

五、大跃进中经济体制的变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学习苏联经验和总结解放区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较简单的条件下，适当地强调集中统一，有利于把有限的资金、物力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保证以156个项目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当时的经济体制无疑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1956年以前，这种体制在许多方面还有一定的分散与灵活性，又统又活，统中有活。但是，随后不久，这种体制的弊端便日渐显露出来。突出表现为：中央集权过多，国家对企业管得过严过死，工业、物资过多地集中在中央，地方和企业财权太小；市场范围太小，统得太死；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等等，从而影响了地方和企业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

针对这些弊病，陈云在1955年11月就指出，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地大、人多、各地情况不一的国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也提出了“扩大地方权力”和给生产单位“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的问题。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广泛征求了各方面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意见。在中共八大的报告发言中，刘少奇要求在保证国家统一的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应当给予企业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以适当的自治权利。周恩来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在我国已占绝对统治地位，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陈云则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观点⁽³⁵⁾，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生产、流通体制作了高度理论概括。由此，党和国家着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并于1957年拟定出3个改革方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后经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通过后正式公布。(www.xing528.com)

“大跃进”期间，我国对经济体制所作的第一次改革尝试，其中心是把工业、财政、商业管理的部分权力下放，以扩大地方（主要是省级机关）权力，并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当时，把包括许多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中央直属企业的88%下放给地方管理，并扩大了地方在计划、基建、财力、物力、劳动、税收等方面的权力。结果，省和省以下机关领导的企业创造的工业生产总值份额，由1957年的54%上升到1958年的73%，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在1958年下降了14%，而省里的开支增加了将近150%。在所有权方面，曾盲目进行“升级”和“过渡”。在农村，99%以上的农户都转入了人民公社，农村财政贸易下放给公社管理；在城镇，把集体商业的店、组并入国营商业，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地方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由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下放过了头，反而使原有的经济协作关系和正常经济秩序受到了破坏。1958年末，中央在发现问题后，又逐步将下放的权力收回。到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前期，下放过头的企业权力已基本上重新收回。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这次改革尝试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它已开始触及到了现行经济体制的通病，提出了尚待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