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大跃进”狂潮：中共中央机关报首次使用大跃进”一词，开启总动员令

二、全国经济“大跃进”狂潮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认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最早使用“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认为“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²⁵⁾。1958年1～4月间的一系列会议，已经吹响了“大跃进”运动的号角，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则正式下达了总动员令。

“大跃进”的发动以盲目、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为开端。早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审定修改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已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成都会议的第二本账即是其反映。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各工业部门的党组都向中央写了赶超计划的工作报告，提出了令人激动的宏伟目标。冶金部表示：5年赶超英国，15年赶超美国；轻工业部提出：造纸业1962年超英，1972年赶美；纺织工业部宣称：棉纱棉布1962年超美；化学工业部认为：化肥产量5年超美必可实现；煤炭部保证：煤年产量两年超英，10年赶美。李富春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列举了中央经济小组讨论提出的“二五”计划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的设想数，分别提前2～4年实现“二五”计划；按此估算，1962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年增长26%～32%，农副业总产值增长80%～110%，平均年增长13%～16%，正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很显然，这是一个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高速度”。会后，领导者头脑发烧的热度继续上升，赶超时间一再提前，计划指标日益刷新。

6月中旬，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2年达到6000万吨的新指标；毛泽东批示：“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国家计委、经委和财政部把各部门向中央汇报的指标作了研究后，6月16日，李先念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的报告，提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4000亿元，平均年递增33.8%，财政支出4340亿元（340亿元的差额动用预算外收入填补）的庞大计划。次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过高估计了1958年经济发展状况，乐观地认为成都会议的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粮食可增产三成，棉花可以增产三成到五成”；“工业比上年增长半倍以上”，钢将达到1000万吨，煤将达到2.1亿吨；又预估1959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一点吧！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两天后，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称：我们3年基本上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www.xing528.com)

在中央转发冶金部报告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农业上对粮食产量的估计也越来越高。6月19日，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粮食产量可以达到人均1000～1500斤，“在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区农业协作会议更上层楼，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人均可以突破3000斤。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估计也节节拔高，6月中央估计比上年会增产2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8月估计可达到6000～7500亿斤，到11月则上升为8500～9000亿斤。后来八届六中全会压低公布为7500亿斤，而实际上的产量才约4000亿斤，可见夸张到了何种程度！

在各地纷纷表态，互相攀比，唯恐落后而层层加码的压力驱动下，随之而来的是瞎指挥盛行。以农村为例，各地领导干部要求群众昼夜苦战，弄得人们疲惫不堪。在农作物种植上，千篇一律地要求深翻密植，认为地翻得越深越好，种植得越密越好。与此同时，弄虚作假，冒估虚报产量，大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也越刮越烈。早在1958年1月3日，汕头已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县则提高到3025斤。入夏以后，“卫星”竞相上天。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宣称小麦亩产2105斤；次日，湖北谷城乐民社则宣布为2357斤。随后，每隔几天，就有新纪录诞生：3530，3650，4353，4535，4689，5103……小麦产量成了一种报数游戏。直到7月12日，河南西平县和平社报出了创纪录的7320斤⁽²⁶⁾，似乎该歇口气了。然而，事情并未停息，9月1日，河北徐水县的特大卫星更令世人目瞪口呆。《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颂》声称：徐水将发射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重500斤的高产卫星。这样荒诞不经的离奇神话，竟赫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²⁷⁾，真是到了“一国之人皆若狂”的地步了。与此同时，早稻亩产量同样猛往上窜，由6月26日的2340斤（江西贵溪县）上升到8月13日的36900斤⁽²⁸⁾。中稻亩产量到9月中旬则达到130434斤⁽²⁹⁾。这时的报刊上奇文迭出，把敢想敢说敢干夸大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搞到了可以胡思乱想、破除科学的地步。一时间，不少的农业科学家以“奇迹的证人”的身分，去撰文论证粮食高产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高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处于热昏状态，不仅支持“大跃进”，而且相信“奇迹”的真实性。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自己亲眼在广东番禺县看到了亩产番薯100万斤、甘蔗60万斤、水稻5万斤的高产试验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则著文批评“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宣称广东一年可种3造，亩产达到1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

7月23日，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数字，发布消息说估计全年产量可达10100亿斤，比上年增长69%。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布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社论主观臆想地吹嘘说，现在“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似乎粮食的增产，都可以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去随心所欲了。8月27日，《人民日报》竟然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时间，“大破条件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类的迷狂口号响彻云霄。“大跃进”的狂涛一泻千里，铺天盖地；虚假浮夸的飓风排山倒海，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