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与反右斗争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和制定

三大改造完成后，“八大”确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应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方针。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党的高层领导人既普遍缺乏经验，又存在着一些意见分歧。1956年的“反冒进”，遏制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同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1957年经济建设“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毛泽东虽然同意并接受了这一方针，但他对“反冒进”一直心存不满。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批评1956年“冒进”及其后果的意见，反右派时对这些批评意见也进行了严厉的反击。1957年的工业发展速度（10%）远不如上年（31%），农业又未完成计划，毛泽东认为这正是“反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因而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不断对“反冒进”展开批评。

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外的两个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为能洞察一切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在党员中间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党外人士对他的真诚，至少是对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权威产生了怀疑”⁽¹⁷⁾。反右斗争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了正常轨道。为了加快经济建设，他在1957年10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股劲鼓起来了”⁽¹⁸⁾。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乘风破浪》，认为反右“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

自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进展神速，“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形势喜人”。毛泽东及中央、地方一部分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建设方面采用“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一味急于求成。从历史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希望革命（或建设）迅速取得胜利的愿望，这种“传统”似乎也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而中国近百年来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一穷二白的现状，“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阴影的笼罩，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种种因素更驱使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直接的外部刺激则来自苏联和赫鲁晓夫。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这时，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受此鼓舞，毛泽东也提出了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构想。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在15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¹⁹⁾。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指责“反冒进”是“右倾保守”，说它吹掉了“促进委员会”、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40条，是给群众泼凉水的“促退”行为。会后，毛泽东、陈云、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领导人陆续离开北京；次年春，周恩来、李雪峰、陆定一等也分赴各地。他们虽也不时返回北京，但更多的时间主要在各地巡察了解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制定跃进计划收集材料。与此同时，从1957年9月起，中共中央要求在农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地普遍开展了以“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为实质，以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与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与遵守法制等问题为中心内容的两条道路大辩论活动。这既与反击右派直接有关，也是党企望巩固合作社、打击农村里少数人冒尖、致富现象，从而维持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左”倾思想的反映。接着，沿用1956年冒进的旧路子，从1957年秋冬到第二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动员了六七千万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养猪积肥等群众运动，希望以农业生产建设热潮来促工业、促其他，以发动一场“大跃进”运动。

为了发动“大跃进”，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月上旬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一方面要求继续批评“反冒进”，批右倾保守；另一方面则强调政治是统帅，是业务的保证。1月中下旬，在南宁召开9省2市书记会议。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就改进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提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它既是方针性错误，又是政治问题，“已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反冒进”，规定以后不得再提反冒进的口号。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基本内容为6个方面：①继续批判“反冒进”；②经济建设中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独创精神，敢想敢说敢干；③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⑤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⑥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马克思、列宁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会议不仅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有些人还加以发挥。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²⁰⁾。这次会议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按照两本账⁽²¹⁾的构想，都作了大幅度的提高。关于1958年的经济计划，早在1957年12月国家计委已作了一个编制计划。次年1月15日，薄一波在南宁会议上报告了新的计划草案；在2月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薄一波、李先念正式作了1958年的经济和预算计划报告。但到了成都会议上，决定把薄、李的报告计划作为中央的第一本帐，另搞了一个高指标的第二本帐，以上3个计划的主要指标对比如表6。显而易见，第二本帐“比2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很多”，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已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而各地区各部门又大搞自己的更高指标的第二本帐，层层加码，指标数字扶摇直上。4月1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工作会议，听取了河南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规划汇报和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要批评“稳妥派”和“观潮派”。

表6　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三种主要指标(www.xing528.com)

这一系列会议，以批“反冒进”和右倾保守为突破口，引导人们发扬“一天等于20年”的干劲和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去“跃进再跃进”。与此相伴，广播、报刊上大造舆论，猛批“反冒进”，宣传毛泽东倡导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和破“消极平衡论”、立“积极平衡论”的观点，以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为“大跃进”鸣锣开道。

经过近半年的舆论上的酝酿准备，在上述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刘少奇作的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以及谭震林作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报告，增选了2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肯定了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错误分析，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到了剥削阶级的范围里。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阻碍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确定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²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两句，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作用。“多快好省”的重心在“多快”，片面地追求所谓的高速度，即“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²³⁾虽然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但如果忽视和违背客观规律，不但不能把经济建设搞好，反而会捅出更大的乱子。

八大二次会议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一方面把一些要求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意见指责为“慢些、差些”的方针性错误，当作右倾保守而加以批判，并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另一方面则宣称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刻，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要“拔白旗”、“插红旗”，猛批“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以力争高速度；要求建设速度“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²⁴⁾；甚至提出了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非常不切合实际的目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八大二次会议实际上开成了一个“大跃进”的誓师动员大会。由此，未经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轻率地在全国被发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