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陡转：全国反右斗争成果显著

三、风向陡转：反右派斗争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员干部阅读。文章要求全党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并估计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10%，党内也有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右翼知识分子相呼应，认为这些“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尤其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他们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文章一面警告“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¹⁴⁾另一方面，则指示各地党的机关，短期内对错误意见不要反驳，要让他们畅所欲言，并把那些“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不加粉饰地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文章还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反右的决心，向党内发出了即将反击的信号。此后的鼓励鸣放，已明显具有“引蛇出洞”的意图。

6月8日，反击开始了。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派运动作了部署，要求在党内外“打胜这一仗”。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认为“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接着，9日至14日，《人民日报》每天一篇社论，猛烈谴责右派。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由此大规模展开。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同盟”，错误地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说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7月15～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批判右派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意义不可小估，“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文章号召，再用几个月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要“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草收兵”。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运动“一方面正在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斗争扩大化也就严重地发展起来。(www.xing528.com)

当反右一开始，储安平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报社内在多次批储之后，公开承认了在办报方向上的错误。《文汇报》也不落后，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当批右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之时，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增删和修改，在6月19日正式发表。在文章中，除了增加两大段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和批判修正主义的论述外，又补充了辨别香花与毒草、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这就是：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③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④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⑤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⑥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后来，这六个“有利于”就成了区别是否右派言论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政治标准；这篇文章也就成了反右的思想武器。6月25日至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人民代表集中批判了右派分子，储安平、黄琪翔、章伯钧、罗隆基等在会上做了检讨。8月8日和9月20日，中共中央向农村和企业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和企业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实际上形成了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将原来在省市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新闻出版界、科技、文教卫生界进行的整风反右运动，很快扩展到省市以下的机关、工商界和中小学教师中，进而形成为全民整风运动。直到1958年夏，整风反右运动才基本结束。

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固然是必要的，但为此而发动的这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显然犯了严重的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在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有着突出的体现。对右派性质的判定，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在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曾提到，右派是反社会主义制度、反思想改造“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但他讲的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因而“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后，中央所发指示中，仍强调要“孤立右派”，右派概念的使用，尚未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到了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开始认为，右派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仍需要分析情况，区别对待。7月1日，毛泽东明确断定，右派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里，右派被说成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已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后来，更把右派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归为一类。右派概念、性质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右派分子“一棍子打死”的过重处理。在数量上，6月26日，中央估计全国暴露出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29日，中央估计北京的“极右派”约400人，“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9日，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成了8000人。8月17日，仅北京市右派分子已有7511人，其中高校为4230人。9月2日，中央统计已发现党内右派3000余人。10月14日，中央国家机关中已有右派4837人，全国已划的右派分子为6.2万人。1958年4月6日，毛泽东说，全国右派有30万。不久，增加到40万。1959年9月则达到45万人。1980年统计为552877人，共改正了54万多，维持原案和尚须甄别的仅剩5000余人⁽¹⁵⁾。事实证明，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属错划，可见扩大化程度之严重。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尤其是对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全面深刻的正确认识，再加上深受1956年国际上大风浪的影响，从而导致对国内局势做出严重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虽然难免有片面性，如有的带有个人情绪，有的言词偏激，有的甚至观点错误等，但就主流而言，无疑是一种积极性的表现，其中不乏针砭时弊的真知灼见。当批评意见大量集中甚至尖锐地提出来时，党的思想方法仍停留在过去阶段，错误地把真诚的批评看成是“向党进攻”，产生了“中国天空上黑云乱翻”，到处是“惊涛骇浪”，“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的错觉⁽¹⁶⁾，从而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夸大为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和两条道路之间的大较量，匆忙地组织力量发动一场反右大战，“引蛇出洞”、“钓鱼政策”的错误做法和大张旗鼓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导人是从长期革命战争和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冲杀过来的，他们擅长于对敌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有着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善于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处理新问题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着过去以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的习惯思维方式，把昔日的旧经验误植到新的历史时期，时变势异，难免就要发生重大失误，招致严重的后果。第三，错误的发生，与党和毛泽东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情绪日益增长，不能谨慎正确地倾听不同意见密切相关。第四，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整体而言，到整风反右时，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尚在初建之中，远不完备，党内许多人仍习惯于过去那种以政策代替法律、以群众运动代替司法工作的做法。不适当地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法，很容易造成全国的紧张气氛，极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个别极右分子的“进攻”，本来完全可以依照司法程序去处理，而党中央却不恰当地掀起了群众运动。开始反右派后，在4个月时间内，对什么是“右派分子”尚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在实践中，必然造成以握有反右“生杀大权”的领导者的长官意志而定的弊病，任意理解和曲解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连对基层党支部书记提了意见，都被视为“反党”。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却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标准》规定的条款，本身就比较含混、矛盾，实在难以精确地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