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整风计划：毛泽东三风整顿与全党实施

二、开门整风与鸣放

早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¹⁰⁾的问题。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¹¹⁾。具体时间上，决定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但在当时，党内对于整风的时间选择、方式方法及侧重点等存在着意见分歧，因而在1957年1月，中共中央曾一度宣布“从1958年起……整风”⁽¹²⁾。这主要是因为部分领导人考虑到“匈牙利事件”后的政治气氛问题，所以反对提前整风。整风方式上的分歧（即是否开门），主要根源于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害”哪一个危害更大的不同认识上。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等最关注的是官僚主义问题，那就需要对执政党进行党内外的监督与批评，党必须倾听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即开门整风；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更强调主观主义的影响，因而主张通过思想教育、理论学习即党内整风来纠正弊病。

最终，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示和社论指出，整风的目的是“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还要使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自觉地扩大民主生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把我国的政治生活、整个国家引导到生动活泼的发展道路上来，使全体人民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上而下，从领导干部到全体党员逐步展开。这次整风应以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和3月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普遍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要注意倾听党外群众对党的批评。由此，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为了进一步促进“鸣放”，以广泛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请他们对各方面的问题“切实攻一下”，使党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帮助中共整风。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示说：党外人士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大多数是中肯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了各种形式，邀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有70多人发了言；5月15日到6月8日，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举行了工商界座谈会25次，有108人发言。每次座谈都整理见报。与此同时，《光明日报》编辑部也在上海、北京等9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向党提意见，并报道了发言内容。(www.xing528.com)

在党的号召和大众传媒的刺激下，鸣放的热度急剧升高，知识分子大多由心有余悸而变为疑虑消除，鸣放的内容也由一般的批评建议过渡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上，再进而深入到对政治体制的批评和对肃反冤案的重新审查上，原来的双百方针逐渐从鼓励学术争论和繁荣文艺的政策演变成整风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鸣放的岁月里，许多意见在今天看来，不但正确，而且切中时弊。如张奚若批评党有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叔通、许广平、龙云批评冒进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刘斐、王绍鏊、邵力子、黄鼎臣、龚梅彬、黄绍等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熊克武、刘文辉则要求加强法制建设；王昆仑、朱蕴山、邓初民对几次运动后遗症及统战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等等。提意见的方式方法逐渐由和风细雨转向急风暴雨，还夹杂有电闪雷鸣！大鸣大放之外，大字报、大辩论纷纷使用，演说、串联、上街游行也不鲜见。由学生骚动引起的对运动失控的忧虑，使部分领导干部有理由认为党的信念和权威正受到放纵的谴责的伤害，因而一些支持整风者也可能改变初衷。党内压力的增强，是导致出现反右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前述的两个座谈会上，与会者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于5月22日提出，由全国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去“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并“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后吴晗在批罗的文章中首先将其概括成“平反委员会”一词。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5月21日发言说：“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要求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6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问题，认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会上会后，这些观点曾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物理讲师葛佩琦在本校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曾有些出格的发言，他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群众对肃反、冒进引起的生活紧张和干部特殊化作风“意见很多”，如果共产党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并强调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5月23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女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发表演说，批评“肃反扩大化了”，要求对胡风冤案重新审查。这时，社会上“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¹³⁾。群众性的集会、学生的罢课闹事、到处张贴的大字报、激烈的言论渐成蔓延之势，一时气氛相当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反击这股思潮，以防止在全国出现政治思想大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