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一、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1956年是国际共运史上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也是新中国历史上颇不寻常的一年。

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总结报告中，回顾了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关系的变化和经济建设的成就，提出了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又根据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路线。在会议闭幕的前一天，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集中揭露了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法制，大肆进行逮捕、镇压的行为；罗列了斯大林歪曲篡改联共（布）党史，为自己歌功颂德，大搞个人崇拜的种种事实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也谴责了斯大林对内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求，对外实行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错误。

秘密报告被美国公布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冲击波。帝国主义者幸灾乐祸，乘机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事先缺乏思想准备，加上帝国主义从中挑拨，国际共运中形成了一片混乱局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党员纷纷退党，社会主义阵营显得十分被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深受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害，又一味照搬苏联模式，不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因而在群众中早已蕴藏着不满情绪。在苏共二十大及非斯大林化的影响下，矛盾与不满情绪急剧膨胀，终于导致了波匈事件的发生。

3月12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猝逝于莫斯科，国内政局立刻动荡起来。6月28日，西南部城市波兹南的工人因生活待遇问题而举行总罢工。5万多名工人游行示威，要求“面包和自由”，要求苏军撤出波兰。示威很快变成了骚动，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市人民议会、党委会、公安局、广播电台等机构均受到袭击。次日，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苏联人）调动军队，平息了骚动。“波兹南事件”共死亡53人，伤200余人，立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波、苏两党对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在看法上大相径庭，预示着两党关系将走向紧张。10月19日，波兰党召开八中全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哥穆尔卡出任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共高级领导人，未经邀请即飞赴华沙，干预波党领导人选安排，结果碰了钉子。赫鲁晓夫恼怒之下，命令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调兵进逼华沙，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党就范。波苏关系一时处于万分紧张之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兰尚处于动荡之中，匈牙利的首都却已是风云突变。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3月17日，一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了“裴多菲俱乐部”，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猛烈抨击党的领导和国内政治。7月份，格罗继拉科西之后出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仍然无力控制局势。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几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提出了撤走苏军、政治生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等16项要求。当晚，10万多名游行者高呼口号，冲向国家电台，保安部队向群众开枪射击，陆军摩托化部队则站在群众一边向保安部队还击，布达佩斯立刻陷入武装冲突的混乱中。苏军坦克车队入城镇压更加剧了混乱程度。翌日，布达佩斯工人宣布总罢工，暴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匈牙利党中央通过紧急会议，将格罗免职，由卡达尔·亚诺什接任，纳吉·伊姆雷出任政府总理。卡达尔上任后，立即请求苏联出兵平息动乱，纳吉则要求苏军撤兵。11月1日，纳吉主持的内阁会议决定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四大国帮助维护中立。4日，苏军第二次出动，至15日，暴动基本平息。匈牙利的“十月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20亿福林（匈货币单位），仅首都就死亡2.5万人，伤5万余人，全国死伤逃亡者共计30万人之多。

恰在此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社会变动急促且深刻，加之经济建设中一度出现冒进势头，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紧张。1956年的下半年，许多城市粮食、肉类、日用品严重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国内国外各种因素汇集碰撞，便在国内产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举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次年3月，全国一些城市发生了多起约1万余工人的罢工和30多起共万余名学生参加的罢课请愿事件⁽¹⁾。仅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处理的罢工事件就有29起，请愿事件59起。农村自夏收以来，不少地区连续发生农民闹退社、分社和闹缺粮的风潮。进京上访告状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如何既“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又设法避免其僵化模式的弊端？如何对待苏共的非斯大林运动？如何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这一系列全新的课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面前，亟待他们去解决。(www.xing528.com)

在赫鲁晓夫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后，虽然毛泽东也认为，“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二十大作出的决定表现了伟大的英明”⁽²⁾。但中共在三个方面却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一是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显然不对；二是对赫鲁晓夫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就贸然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不是慎重严谨的态度；三是不同意“和平过渡”等观点。为了表明中共的立场、态度，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在肯定苏共二十大功绩的同时，对斯大林作了高度评价，称他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文章承认斯大林犯有种种严重错误，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并全面论述了对待斯大林问题应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匈牙利“十月事件”后，铁托于11月11日在普拉发表演说，在肯定苏军出兵做法的同时，把波匈事件主要归罪于斯大林主义的恶劣影响，认为根源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³⁾。12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除重申前文观点外，又提出了警惕修正主义危险的问题，坚持了过去对铁托的“修正主义”的错误指责。

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共领导层自然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它促使中共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独立思考。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关系问题⁽⁴⁾。前5个关系主要是加速经济建设问题，后5个关系则涉及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与团结稳定有着双重关心，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后者的兴趣逐渐加重。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也不例外，揭露与解决矛盾的方法，敌我之间的用镇压的方法，人民内部的用说服即批评的方法。在我国内部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后，“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⁵⁾。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则第一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上公开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认为学生闹事的原因一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策上犯了错误；二是有些工作方法不对，过于生硬；三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与破坏，因而对闹事要分清情况分别处理。他指出，对于大民主，我们的方针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讲话》明确指出，在我国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属对抗性矛盾，后者为非对抗性矛盾；即使在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就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不过，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处理得当，敌我矛盾有时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毛泽东又对国内现状的某些方面深为担忧。到1956年，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073万人，作为执政党，她的队伍壮大了，而且由于取得了民主革命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的辉煌胜利，她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执政党的地位和连续不断的胜利，也使得部分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领导干部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及追求享受的特权思想在侵蚀着党的肌体。也由于大多数党员干部出身于工农家庭，整体文化水平较低，许多人在建国后对管理城市、经济和文教艺术等工作显得陌生与笨拙。一部分力不从心者便往往借助于过去的习惯与经验，单纯依赖上级命令和行政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简单、粗暴、狭隘等不良作风，导致党群、政群和干群关系的紧张。为了创造宽松、和谐的民主政治气氛，以调动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中共曾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在1956年夏以后，知识分子对“双百”方针总体上反应迟缓，许多人只是顾虑重重地竖起耳朵来听，却不急于去开花、争鸣。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固然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对作品中“不健康情绪”的批判，却不能不使知识分子对“鸣放”更加谨慎。这种心态在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作了充分的流露。文章说：“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知识分子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所顾虑的“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结论是，“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因而“‘暮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⁶⁾翦伯赞则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早春”之感，主要是因为一些干部对“百花齐放”的口号“雷声大，雨点小”，使人对其诚意发生怀疑，即存在着“春寒”⁽⁷⁾。

确实，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就是在党内，也并非人人都对“双百”方针完全理解和赞同。前述1957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证明。直到4月21日，邓初民还在《光明日报》刊文，主张对鸣放要加以限制。抱这种抵触情绪者主要是“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的不一致”⁽⁸⁾，担心暴露缺点会被帝国主义利用，从而导致某种可怕的后果。对此，毛泽东在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强调让非党人士更自由地发表意见，说这不仅没有危险，反而大有裨益，“会增加党的威信”。可是，对于毛泽东在1957年春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及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却反应冷淡。毛泽东严厉斥责说：“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⁹⁾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人民日报》于4月10日发表社论，认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因而“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全国报刊争相载文，鼓励鸣放，舆论气温直线上升。

以鸣放为契机，一场整风的帷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