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工作：朝鲜停战后的新进展

六、外交工作的新进展

就朝鲜停战以后的国际局势而言，一方面，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态度仍未改变，除拒绝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外，美国又武装、策动中国周边各国的反动势力，从南朝鲜经日本、我国台湾、印度支那半岛到泰国，对中国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中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此后，国际社会一致认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亚洲问题都不能解决。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了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广交朋友，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政府将建国初期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转变为和平共处的方针，积极发展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继续加强同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合作。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在日内瓦召开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尽管美国政府坚持在会议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之意，但实际上已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国代表。中国政府派遣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从4月26日至5月7日，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朝鲜、中国和苏联三国代表团商定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三项原则，并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会议提出：①6个月内撤退在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②在不受外国任何干涉的条件下，由南北朝鲜人民举行自由选举；③在独立、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周恩来在会上多次发言，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批驳美国国务卿对中国的攻击和诬蔑。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侵朝国家单方面宣布《十六国宣言》，致使会议对朝鲜的和平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从5月8日至7月21日，会议主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问题。本来，奠边府战役使侵越法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法国外长皮杜尔却提出以战胜者自居的停战建议，中、苏、越代表理所当然地反对这个建议。正在相持不下之际，适值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反战的孟戴斯·弗朗斯组阁，使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出现转机。接着，越南代表团提出了法国承认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主权与独立；从印度支那三国领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由印度支那三国自由普选等8项建议。周恩来采取争取英、法，孤立美国的策略，在会场内外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促使形势向有利于印度支那的方面转化。他一方面通过大会发言，驳斥美国阻挠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谬论；另一方面又会见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以及追随法国的柬埔寨王国、老挝王国代表，并利用休会时间，飞往印度、缅甸访问，争取其支持中国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由于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的努力，以及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法国新政府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政策，会议终于在7月21日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协定规定：法军撤离印度支那；法国与其他与会国要尊重、保证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三国将分别在规定的限期内举行全国自由选举，以实现各该国的民主统一。这一协议的达成，结束了长达8年的印度支那战争，使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在发展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中、印两国代表在北京进行关于印度同中国西藏的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时，建议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是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

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于6月26日应邀访问了印度。28日，周恩来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指出，两国“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适用这些原则”。

29日，周恩来又访问缅甸，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如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

1955年4月，29个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独立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著名的亚非会议。这是继日内瓦会议后又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亚、非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是，英、法等国仍力图维持其殖民统治，美国则企图取代英、法，把亚、非国家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为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干涉和殖民主义复辟，亚、非国家就需要联合起来。为此，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的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12月28日到29日，五国总理再次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开会，决定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参加会议。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召开。除中非联邦外，24个亚非国家均应邀出席。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国家会议，是民族独立运动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会议的召开表明：亚非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形成一种强大的国际势力，它们将独立地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这次会议的既定主题是：讨论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主权、附属国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别，特别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隔阂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暗中挑拨离间，会议曾一度出现分歧和混乱。在此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力挽狂澜。19日，他在印发的原发言稿外，即席口头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回顾了亚非遭受殖民主义掠夺和压迫的共同经历，表达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指出：亚非国家“需要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的基础”，“会议应该将这些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⁶¹⁾。周恩来要求会议“求同存异”的发言，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使会议转入正轨。

当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时，有的国家代表竟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有的则担心中美对峙会造成亚洲的紧张局势；还有的仍对共产主义怀有敌意，反对共产党人使用的“和平共处”一词。对此，周恩来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领土、主权的不可动摇的立场，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对于怀有敌意的国家，周恩来一方面坚持强调和平共处的原则，另一方面则尽量冲淡其敌意，提出以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取代“和平共处”的主张。这就使会议越过了所有的障碍，取得了圆满成功。

亚非会议于4月24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会议所体现的亚非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精神，被誉为“万隆精神”。

1953年以来，中国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53年11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率代表团访华。1954年7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相继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4国。9月底至10月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华访问。中苏双方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宣言。会谈决定苏联军队从中苏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基地设备无偿移交中国；决定将1950年和1951年中苏联合创办的4个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股份价值由中国以供货方式数年内偿还；决定联合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等。双方还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曾给予中国大量的援助，中国也曾给予朝鲜、越南各8亿元人民币的赠款。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仍维持着。

另外，中国政府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其他邻国的友好关系。除大力、无私地援助朝鲜、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以外，同印度、缅甸、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等邻国继续友好往来；并且向日本政府提出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与日本开始进行各种民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同时，中国政府又积极发展同亚非国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不但分别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也门共和国、埃及共和国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英国、荷兰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就双方侨民问题开始进行大使级会谈。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以及其他一系列国际活动，大力倡导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进一步发展对外关系。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中国开始大步走向世界。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编后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62～664页。

(2)《冷战时代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3)（苏）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9～111页。

(4)这里引用的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原文。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时，在上述基本矛盾的表述之前，加上了“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限定词。

(5)《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0期，第15页。

(6)《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致东北局电》（1949年5月），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内部发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70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页。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

(10)《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0～92页。

(1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32页；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387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406页。

(14)朱永红：《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民积极性浅析》，《党史研究》1987年第11期，第9页。

(15)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8页。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124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19)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www.xing528.com)

(21)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对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情况报告》，1980年12月8日。

(22)林邦光、邓运：《邓子恢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经济体制思想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7页。

(2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27)《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8)董志凯：《三大改造对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两重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59页。

(29)应该是150个工厂。

(30)（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3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

(33)（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35)（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36)《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37)苗长青：《今日再看高饶事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1年第1期，第136页。

(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3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40)《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48页。

(4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1页。

(42)转引自张星星《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8年第12期。

(4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243页。

(4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5、322页。

(45)《红楼梦研究》一书当时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

(46)见《文史哲》1954年第9期。

(47)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48)林默涵文题为《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文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49)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曾在1955年初由中国作家协会排印成册，但只有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随《文艺报》免费赠送，另外两部分只在极小范围内送阅，其他人从不了解它的全貌。

(50)《光明日报》1955年12月3日。

(51)《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52)《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53)（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18页。

(54)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1956年5月28日）。

(55)《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社论。

(5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8～280页。

(57)陈振汉、徐毓、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附录，第123～133页。

(58)《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第8页。

(59)《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

(60)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61)谢益显：《折冲与共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