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支持新政策，安排就业，鼓励加入共产党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展开。“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⁵⁰⁾为此，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重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对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报告还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明确表述。其目的在于鼓励知识分子充满信心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话使胡风事件后曾一度消沉的知识界得到了宽慰和激励。

报告还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周恩来估计知识分子的数量为384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为10万人。他认为：建国6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约40%的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者；其余还有大约40%左右的人一般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但在政治上不够积极；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约占百分之十几；剩下的百分之几是与社会主义为敌的反革命分子。

报告指出以往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宗派主义，并提出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三项重要措施：①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有益于国家的专长。②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尊重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提倡学术讨论，对他们的创造发明进行试验和推广。③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他们至少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在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除此而外，报告还全面总结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经验，向全党提出了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任务；提出了制定1956年到1967年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建议，向全党、全国知识界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到会，发表了讲话，表示支持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他说，现在的革命叫技术、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他还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⁵¹⁾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反映了一种趋势：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试图实行优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956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在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2000年以前人民的意见。”毛泽东还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百家争鸣。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自由讨论，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但因他的有关讲话一直没有发表，人们只能从陆定一的讲话中了解其具体内涵。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北京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专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讲话⁽⁵²⁾。讲话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方针的含义，指出：“百花齐放”适用于作家和艺术家，“百家争鸣”适用于科学家。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自然科学上不要贴什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标签；文学上，不要限制作家的创作题材；批评工作上，要有批评和反批评两方面的自由。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比较敏感的领域，陆定一只是警告党员不要垄断这两个领域，并说中共中央不会颁发一部正式的党史教科书，鼓励近代史学工作者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www.xing528.com)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条件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他们的工资增加了，政治、社会、行政事务减少了。国家对失业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为他们安排了工作。并鼓励知识分子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和政府对新闻的限制也放宽了。是年夏天，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在其住所召集了新闻界负责人会议。会上，他第一次毫不留情地批评苏联的塔斯社。他说：“塔斯社的新闻是简单化的、僵化的，并且令人厌烦。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⁵³⁾刘少奇于5月28日和6月19日两次指示新华社，要新闻界较少代表官方，鼓励客观、公正的报道，提倡学习西方新闻界的专业技巧。他说：“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⁵⁴⁾刘少奇的指示发出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于1957年初到英国和法国，学习路透社和法新社的先进经验。毛泽东也曾打算建议印发“美国之音”的广播内容和蒋介石的文集。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建议，新华社谨慎地出版了一份报纸——《参考消息》。其内容主要来源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消息报道。7月1日，《人民日报》由原来的4版改为8版。改版后的内容更加全面，“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⁵⁵⁾除此而外，改版后的《人民日报》自由讨论的空间加大了，文章也较前更有文采。其他报纸纷纷起而仿效。

对于民主党派（其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中共也采取了宽松的政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处理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还指出，在对待民主党派问题上，我们与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为此，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以便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⁵⁶⁾。

苏联解冻的影响和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开始引发各个学科意义重大的学术争论。在遗传学中，对李森科主义展开了争论；历史学中的历史分期问题，哲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问题也都成为争论的热点。许多受西方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是否适用的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解释100多年前的事情，但不适用于当今的经济发展⁽⁵⁷⁾。一些社会科学家提出要节制生育，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生产的增长可以满足人口增加需要的论断的。

文学界一些接受党的教育而又受苏联知识分子骚动影响极大的青年作家，开始以文学作品作为武器，直接批评现行政策，揭露现实生活的黑暗面。他们的作品其所以能够发表，文学刊物的编辑们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秦兆阳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黄秋耘是《文艺学习》的编辑。他们把自己的刊物变成主要的批评工具，但他们又都是谨慎的共产党员，试图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表达自己的意见。两人约组、修改、编辑、发表的作品，影响着“百花齐放”运动的进程。

秦兆阳影响下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批以苏联作品为样板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精力旺盛、充满理想、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青年人，他们与冷漠、低效率、谨小慎微的官僚主义人物作斗争，以提高社会的健康程度。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上，秦兆阳刊登了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并为之写了编者按。这篇作品描写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罗立正。罗立正无所作为，唯上级之命是从。他坚持认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要批评，也得局里批准。”⁽⁵⁸⁾接着，秦兆阳又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登载了刘宾雁的第二篇小说《本报内部消息》，并部分地进行了重写。这篇小说通过女记者黄佳英的遭遇，揭露了当时的新闻机构反对在报纸上发表批评观点的文章，认为此类文章只能登在“内部消息”上。22岁的党员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作品也是由秦兆阳编辑修改的，修改时突出了反官僚主义倾向。作品引起轰动的原因，不仅在于批评了令人憎恶的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官僚主义与群众的冲突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林震受命调查一家工厂的新党员，却发现那里的管理人员傲慢、懒惰、不称职，他们压抑想增加生产的工人。林震动员工人和基层干部给《北京晚报》写信反映不满，但是，中层干部受到了处罚，高层官员却仍在其位。

王蒙的小说引起了轰动，也引发了争论。中共领导机关内部有人担心批评官僚主义会对政治思想统一造成威胁。1957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靳4人联名写的文章⁽⁵⁹⁾。该文的主旨是对在文艺领域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示异议，认为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取消论和怀疑论，减弱了文艺的战斗性。就在此后的大多数文章群起指责王蒙的时候，黄秋耘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对官僚主义进行最为大胆的批评，并且一反众议，在《文艺学习》上登载刘绍棠赞扬王蒙小说的文章。这样，便在文艺界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学术争鸣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