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历史功绩与重大影响

五、中共八大

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以后，195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即准备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中共八大。但因1953年下半年出现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所以不得不予以推迟。待高、饶的问题解决以后，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1956年下半年将召开中共八大。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决议，确定了大会的各项议程。随之开始了各项具体筹备工作。由于形势的变化，筹备过程中对八大的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有重大的改变。

1955年12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八大基本精神的指示，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⁴²⁾。关于“提早完成”，毛泽东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估计：“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⁴³⁾。这就是中共对八大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的最初构想。

前已述及，从1953年开始，中国以苏联为楷模并且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中共中央觉察到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同时，经过两年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实践中也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着重注意探索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前一天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使得中共“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朗起来。于是毛泽东关于八大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的构想发生了变化。

如前所述，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成为此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各项文件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方针为八大起草的各项文件。

此后，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关于八大的指导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刘少奇于5月份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最后通过的文件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基调之上的。

1956年8月30日至9月12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代表分别组成东北、华北、中南、西北、华东、中央直属机关、军队等7个代表团。毛泽东于8月30日在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重要讲话。会议对准备提交八大的各项文件进行了讨论；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进行了预选；准备大会发言稿。

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8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土也应邀列席了大会。

中共八大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便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为大会致开幕词。他说明了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指出了从七大以来的11年中，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大会听取、讨论并通过了刘少奇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68人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吴芝圃、江渭清等45人作了书面发言。大会选举出97名中央委员和7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www.xing528.com)

9月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彭真、王稼祥等7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地位提高最为显著的是邓小平。后来，林彪在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另一名地位提升最快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功绩。

（1）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时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决议承认了当时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完全正确的。

（2）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针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总结。其产生的基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的实践，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1956年反冒进的实践。这一方针的确定，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实践证明，违背这一方针，就必然受到经济发展规律的惩罚。

（3）作出了初步改进政治、经济体制的正确决策。八大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力。根据这一决策，国务院到1957年作出了真正放权的努力。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于11月8日由国务院通过，公布施行。这些改进，其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但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4）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且进一步健全国家的法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指出：“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受到保护。”只有加强法制，才能使国家政治生活步入正轨。八大作出的加强法制的决策，是在“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5）根据中共地位的变化和形势的要求，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以前几年减少而是比以前几年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中共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以上危险倾向，邓小平认为，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从国家制度和党员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又认为，这种监督来自两个方面：“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要实现这种监督，就“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为此，在党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上下级关系上，反对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在领导机关内部，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邓小平在这一报告中所提出的实行党内外的监督制度以防止执政党产生官僚主义的方针是很有必要和非常正确的。但是，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到防止国家机关和党的组织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时，却没有提出以制度进行制约的问题，也没有把监督国家机关和党的组织视为人民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只是主张国家机关和党的领导“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总之，中共八大是在中共面临历史性的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从理论上比较圆满地阐明了这个历史性的战略转变的意义；正确地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了中共和全国人民主要任务的转变，系统地制定了经济建设、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正确方针。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①中共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几经变化，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大都是在半年，甚至是在几个月之内形成或提出的。以致八大路线的制定者对八大路线的正确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未能树立把八大路线贯彻到底的坚定信念。因此，当八大召开以后遇到某些干扰因素的冲击时，八大路线的制定者逐步偏离、放弃了八大的正确路线。②八大的许多重要方针并非出于长期作为中共领导核心的毛泽东的直接决策。其中有些方针，毛泽东虽然承认了，并表示赞同，但思想上的接受程度与其他决策人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这就为不久后毛泽东批评八大路线埋下了不容忽视的伏笔。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重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促退委员会”，指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同时还针对波兰、匈牙利事件，强调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⁴⁴⁾。1957年9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对八大提出明确的批评。他断然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并对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久，毛泽东又对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这样，八大路线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就基本上被否定了。由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内部的特殊地位，又由于党内本来对八大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中共中央很自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全面地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最终放弃了八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