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援助推动中国一五”计划实施

二、“一五”计划的实施与苏联援助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粮、油供求突然出现了紧张局面。为了不延误工业化的时间和速度，不影响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既定战略的推进，党和政府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计划收购即统购，计划供应即统销）。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颁布全国。从12月开始，除过港、澳、台和西藏，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此后，实行计划收购油料并计划供应食油。195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财委关于改变棉花购销制度的建议，9月9日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从1954年9月起，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

统购统销政策使国家控制了最基本的物资——粮食、油料、棉花，基本上满足了城镇人口、农村缺粮户以及工业原料和出口的需要，保证了“一五”期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顺利进展。但是，统购统销政策也存在着副作用。它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此外，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国家就这样通过行政命令将农民的一部分积累转化为国家的积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这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能不采取的措施。但是，这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作为代价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一五”期间，农民每年不仅把自己净收入约7%作为农业税上交国家，而且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又把相当于自己净收入约5%奉献给国家积累。然而，“一五”期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只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1%，加上国家对受灾农民的救济、推广优良品种与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的经营，合计约等于农民缴纳税款的1／3⁽²⁸⁾。这就是说，国家工业化建设初期所需资金，主要是农业积累的，而农民在此期间却没有得到多少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足够的生活资料。当然，这种积累方式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不一定明智。因为对农民的剥夺势必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积累的减少也必然影响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实际投入。这些，不但不利于农业长期稳定发展，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工业发展的步伐。

“一五”投资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其中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在“一五”期间施工的为146项。这150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不难看出，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帮助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这对于奠定中国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苏联援建的工程，主要配置在东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对于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有重要的意义。对于150项援建工程，苏联不但提供机器设备，而且提供设计和技术帮助、建筑和安装指导。而苏联提供的技术帮助，与他们为这些工程所提供的设备相比，其重要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5年期间，苏联还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中国勘测地质条件、选择厂址、提供技术资料，并培训中国工人。此外，苏联国内的规划设计机构在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和方案图纸的准备方面也为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期间，有2.8万名中国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到苏联接受培训。“苏联援建的156个工厂中⁽²⁹⁾，每个厂的厂长、总工程师以及许多工人都到苏联接受了专业培训。”⁽³⁰⁾1950年2月，苏联政府还确定给中国政府优惠贷款。斯大林声明：“借款3亿美元，分5年付款，每年6000万，年息1分；对东南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贷款利息均为2分，中国因战争及经济破坏，利息轻一点。”之后，苏联政府又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年息也只有2分⁽³¹⁾。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虽不是无偿的，但却是真诚的。当然，中国也给了苏联以补偿。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中，就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³²⁾。

值得注意的是，“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曾出现了冒进的倾向。195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将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扩大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急于求成一时成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急躁冒进。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全国公布。《纲要》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快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要求粮、棉分别以8%、10%的速度递增。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向全国发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号召。1月10日至2月7日，国家计委在京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导思想，提高了各部门1956年的计划指标。由于国家计委的计划指标订得过高，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计划时又层层加码，从而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工资增加过多、信贷突破预算的现象，造成了财政、物资、市场供应等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困难局面。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对于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从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主要抓控制基建投资过高的工作，一再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956年6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召开。大会期间，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并于6月20日发表。这篇社论表面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但真正的目的是反对急躁冒进。接着，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的错误，提出了调整1957年年度计划、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意见。会后，在陈云的主持下，国务院压缩调整了1957年的年度计划。随后，中共中央又号召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1956年的急躁冒进基本上得到了纠正。(www.xing528.com)

从1955年冬开始，党内外围绕制定“二五”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展开了讨论。

首先，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于1956年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缺乏深刻的认识，主张“二五”计划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方针。1956年1月，他看到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压力下所形成的高指标的“二五”计划方案，基本满意，但认为钢的产量还偏低，建议再提高300万吨。而周恩来却与毛泽东的态度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靠的”、“危险的”，并采取断然措施，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国家计委于7月下旬编制出“二五”计划的新方案。此后，在周恩来向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还对“一五”期间的“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其次，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围绕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国家计划部门和党外经济学家对盲目坚持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做法进行了批评。1956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拥护国家计委赞同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主张计划要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认真考察的基础上。他对过去忽视农业从而影响轻工业发展速度的做法，对过分强调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以农业的行政计划代替价格杠杆作用的做法进行了批评。1957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放弃“全力发展重工业、忽视或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做法，而赞成“通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取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³³⁾。总之，与“一五”计划比较，国家计委与马寅初为“二五”计划提出的战略注意到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还认识到粮食统购政策和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超量筹集投资资金的做法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张限制为用于投资和其他目的而从农民收入中扣除的部分，以使农民的个人消费有所增长。另外，国家计委还试图修正“一五”计划对大型工业企业的偏重，减少对于相当落后地区的工业快速发展的片面强调。

毛泽东也开始注意到苏联模式的缺陷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问题，强调“以苏为鉴”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56年2月至3月，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在4月25日到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还要注重发展沿海工业；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的利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显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反映了计委及其他部委对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它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应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但当时却没有公开发表。

尽管计划的制定者对“二五”计划有所设想，但它并未发展成为正式的计划。周恩来向中共八大提交讨论的“二五”计划方案不久就受到了批评，一年多以后，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所作的关于“二五”计划的报告中，只是对一些见解和少数几个生产目标作了类似的说明，并没有提出更详细的目标。这表明了关于“二五”计划战略的辩论仍在继续，1958年春的大跃进决定性地结束了这场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