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税制和小仁政”思想遭批判：毛泽东反对照顾农民施小仁政”

三、对新税制和“小仁政”思想的批判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集中批判税收、商业、银行等部门领导人的“离开总路线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某些错误”，而重点则是薄一波“修正税制”的“错误”。8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新税制的错误“是离开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和地方同志中都有”，“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¹¹⁾。这次会议对薄一波不顾事实的批判和指责，足以使各级、各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噤若寒蝉。正是通过这样的批判，中共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列席会议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除了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以外，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也应有计划；建国运动不能因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而忽略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于农民单靠强迫命令、包办代替或简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必须在教育上多下功夫。梁漱溟还重点提到了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¹²⁾对于梁漱溟的建议，毛泽东在随之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斥之为“班门弄斧”和“反动思想”，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要求照顾农民”，对农民施“小仁政”，而不施发展重工业和打美帝的“大仁政”，是“分裂”和“破坏”工农联盟。由此，酿成了对梁漱溟的严厉批判。这种批判，抑制了党外人士关于总路线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对于丰富和完善总路线的内容，无疑是不利的。(www.xing528.com)

为了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全面贯彻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宣部制定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曾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提纲明确指出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基础”，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¹³⁾宣传提纲认为，总路线的实质就在于改变生产关系，主要是改变所有制。这就表明了，在总路线的宣传过程中，中共只片面强调变革生产关系，而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主题，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生产关系变革的制约作用，以为只要完成了所有制的变革，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生产力就会自然向前发展。因此，随着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宣传，从上到下的领导机关，都把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看作是实现工业化的保证。这就必然出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一窝蜂”争相超速过渡的局面。

另外，从调查结果来看，土改后，绝大多数农民的最大的愿望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能“过上好日子”。土改后农民的这种愿望，可以说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占老区农村人口15%～20%的贫民中缺乏农具的贫困户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并非因为向往社会主义，而是希望“能增加收入，维持生活”⁽¹⁴⁾。至于私营工商业，固然有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消极的一面，但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对于繁荣经济不是没有作用的。然而总路线的提出者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民的积极性，私营工商业的作用却产生误识，以为少数贫困农民对劳动互助的要求便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多数农民要求发家致富的愿望代表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私营工商业与社会主义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在一定意义上，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当然，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有要求农民组织起来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不能忽略了农民的真实愿望和切实的要求，不能违背自愿互利的原则，不能不坚持谨慎而积极的方针。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期内完成，这与总路线的提出者毛泽东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误识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