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军队以前长期处于分散环境，除政治思想和战略方针统一外，各个部队的军事制度并不完全一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面临着重大的转变，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国家安全的需要和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也给人民解放军在军事素质、装备、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变化，既促使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的重大调整，也为军队建设从较低的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提供了现实可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国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立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根据这一原则，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贺龙等22人为委员，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从1949年11月到1951年3月，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的领导机构先后建立。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陈锡联任炮兵司令员，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员，周士第任防空部队司令员，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陈士榘为工程兵司令员。
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建立各级各类军事院校。1950年8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指示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加强文化知识学习，向文化进军。会议讨论了军校教育方针，教育计划，教育制度，教材、器材供应计划和学校编制等问题。确定军事训练的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的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的联合作战与协同合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1951年1月，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成立，宋时轮任校长兼政委；9月，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到1953年底，全军共创办各类院校107所，大大推进了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2)（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69页。
(4)参阅黎永泰：《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第8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6)《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7)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
(8)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的谈话。
(9)《中国九次大发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31页。
(10)（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1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2页。作者在上引一段话之后接着又说：“可是，这一切并没有继续长久。曾几何时，大体在积累了数年之后，而以1957年为转折点，整个社会就逐渐陷于紧张、痛苦、匮乏、贫穷以至到最后的‘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
(12)北京市公安局编：《北京封闭妓院纪实》，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13)70年代末，娼妓又死灰复燃，重新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14)吕延煜：《天堂与地狱》，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15)欧阳涛、陈泽宪：《烟毒犯罪及对策》，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16)上海市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97、124页。
(17)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先生”、“小姐”等作为一种尊称，又日益流行起来；西装、旗袍、礼帽等服饰也日益时兴起来。
(18)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
(19)转引自秦小鹰：《百岁青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21)舒云：《开国纪事》，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33～134页。
(22)参阅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2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68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35页。
(25)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著：《学习辞典》，天下出版社1951年5月版，第14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729页。
(27)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28)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
(30)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3页。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3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7页。
(34)“四行两局”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
(3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36)“三个敌人”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四个朋友”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37)（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07页。
(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39)《经济研究》1965年第7期，第14页。
(4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36页。另据石仲泉《关于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所说：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1954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2.1%，在老解放区则不足1%。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期间发表的关于读“教科书”的谈话中多次指出：我们在土改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第35～36页）。
(41)（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42)绝大多数地主分子在1979年被摘了帽子，开始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权利。1984年底，最后一批地、富、反、坏的摘帽工作宣告结束。至此，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完全消失。
(43)《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44)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45)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受灾面积4000万亩以上，灾民1300万人；一些灾民在树上被蛇咬伤，落水而死。毛泽东看了有关材料后泪流满面，1951年5月即通过题词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随之，沿淮人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利建设，使淮河的泄洪能力得以大大提高。
(46)《光辉的三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47)毛锐礼、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
(48)该报告题为《中国教育的重组》。转引自（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03页。
(49)“现已有些知情人承认他（王实味）说的是真实情况”。见侯军《疲软的舆论监督》一书，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50)王实味（1906～1947），原名叔翰，河南潢川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文学作家和翻译家，也翻译过马克思主义著作。1937年10月赴延安，1942年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的强加罪名遭受严厉批判，并被开除党籍、逮捕关押，1947年春被处决。王在蒙冤49载之后，1991年由公安部复查并予以平反。(www.xing528.com)
(51)萧军（1907～1987），原名刘均，学名刘鸿霖，著名作家，辽宁义县人。著有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等。1938年和1940年两度赴延安。毛泽东经常写信并赠书给他，信中称他“是极坦白豪爽的人”，说“我觉得同你谈得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抗战胜利后，萧军去东北。在主编《文化报》期间，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帽子，受到批判和迫害，从此销声匿迹达30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获彻底平反。
(52)如辅仁大学大部分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学院、工学院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址划归北京大学；金陵大学各系分别并入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校，校址划归南京大学。
(53)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对象为：参加革命工作2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具有相当于高级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年龄18～35岁。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首届毕业的1680名学生中，即有1622名升入高等学校。见毛锐礼、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54)《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511页。
(55)以社会学专业为例，至1948年，旧中国49所高等院校中已有21所开办了社会学系，另有7所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当时共有119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讲授社会学课程。但50年代，社会学在我国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批判，专业被撤销，社会学家大都转到别的研究领域。参见魏章玲《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6)《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57)《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页。
(58)杨绛的小说《洗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比较深刻地描述了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处境。
(59)《傅雷家书》（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5月版，第37页。
(60)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61)该文节录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47页。另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改写和加写了大段文字”（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第2版，第65页）。
(62)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见《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28日。
(63)1985年9月6日，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见贾培基著《陶行知》，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64)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73页。
(65)参见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66)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7页。
(67)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3页。
(68)如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共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报告曾在解放前出过单行本。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仅节录了其中的第七部分的标题和内容，但题注中并没有指明是节录，却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种以部分代替全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69)吴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70)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页。
(71)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72)崔可夫：《赴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7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05页。
(7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19页。
(75)《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5月14日。
(76)《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
(77)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6～27页。
(78)（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页。
(7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156页。
(80)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23页。
(8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50页。
(82)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91～92页。
(8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8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85)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56～162页。
(86)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87)按照此协定，一切移交工作应于1952年末以前完成，但因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苏两国协议又将移交期限延长，苏军暂缓撤出，直到1955年5月才最后移交并撤出。
(88)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89)（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27页。
(90)1960年周恩来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斯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文集》（四），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78页。
(91)（美）小克莱·布莱尔著：《麦克阿瑟》，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25页。
(92)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93)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5～26页。
(94)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6～27页。
(95)《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96)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68～169，165页。
(97)王焰：《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
(98)当时敌人总兵力120万人，地面部队有24个步兵师，其中李伪军已达16个步兵师；我军总兵力共计180万人（其中朝鲜人民军45万人），地面部队有25个军（内有朝鲜人民军6个军团），兵力、火力有了很大加强，作战物资也很充足。参见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58页。
(99)此数字引自《解放军报·军事科技周刊》2000年10月25日第9版。另据美国统计，美军阵亡3.3万人，受伤超过10.3万人；中国和北朝鲜的损失超过150万人，其中多数是中国人。见袁明、（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311页。
(10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5页。
(101)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0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302页。
(103)越南共产党的名称曾有几次变化：1930年2月成立时，取名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召开中央第一次会议时，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2月召开“二大”时，改名越南劳动党；1976年12月召开“四大”时，又称越南共产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