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民族解放战争历程回顾

四、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原来是日本侵占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实施对日军的受降和军事占领，造成了南北分立的局面。1948年8月15日，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73岁）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9月9日，北朝鲜成立了以金日成（36岁）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两个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根本对立的政权。如何实现南北统一，本是朝鲜的内部事务，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应干预。当时，美苏世界战略的重点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双方都从朝鲜半岛撤出了军队，但美国却留下了一个500多人的庞大军事顾问团，指挥、装备并训练南朝鲜李承晚军队，给朝鲜半岛造成了严重的战争危机。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内战爆发。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同李承晚集团军展开激战，并迅速向三八线以南推进。为扭转李承晚集团的危险处境，驻在日本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70岁）下令立即向南朝鲜运送大批弹药，并命令他指挥的美国海空军对运送弹药的舰队进行护航。26日，在苏联代表马立克拒绝出席，未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同时，安理会还授权美国领头组成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内战。27日，南朝鲜驻美大使哭着向杜鲁门递交了李承晚的“呼救书”。接着，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支援，并指使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30日，美国政府命令其驻日地面部队开赴朝鲜，全面介入朝鲜战争。于是，麦克阿瑟命令将沃克所部第八集团军空运到朝鲜半岛东南端的釜山和大邱前线。然而，在朝鲜人民军的猛攻下，美军伤亡惨重，其二十四师实际上被消灭，该师师长迪安少将被俘⁽⁹¹⁾。7月8日，杜鲁门任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由美军和15国仆从军组成的联合国军先后投入了侵略朝鲜的罪恶战争。朝鲜人民争取统一的国内战争演变为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开始阶段，朝鲜人民军奋勇作战，节节推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解放了南部朝鲜95%的地区，将美伪军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狭小的釜山一隅。1950年9月15日，乘朝鲜人民军集中于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麦克阿瑟命令其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第十军7万余人，在300多艘军舰和50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秘密从朝鲜西海岸的港口仁川冒险登陆成功。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惨重，并开始急速撤退。朝鲜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晚，金日成即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急电，希望中国尽快派兵支援。接着，他又派外务相朴宪永带着上述请求前来北京面见新中国领导人。

美国出兵朝鲜，进入台湾海峡，并派飞机轰炸与我国安东（今丹东市）仅有一江之隔的朝鲜新义州，严重威胁我国安全。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支持李承晚集团扩大朝鲜内战和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行径，指出，“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7月13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9月30日，周恩来再次严正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委托印度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指出：我国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如美军越过“三八线”，我国将武装介入。可是，美国视中国的警告为“虚声恫吓”，仍一意孤行。10月初，美、李军越过“三八线”，10月21日占领平壤，并大举向中朝边境推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朝鲜战争”，妄图迅速占领全朝鲜。

美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使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面临严峻考验。如何抉择，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此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尚待巩固，台湾与西藏还没有解放，各地匪患和国民党特务活动尚未完全平息，土改也没有完成，国民经济正在恢复中。与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比，我们工业基础薄弱，自己尚不能生产汽车、坦克、飞机和重炮。我人民解放军虽然英勇善战，有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但装备极差，基本上还停留在“小米加步枪”阶段，现代空军、海军部队尚处于草创阶段。而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实力，积累了海外作战的经验，而且装备精良，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以及“头号杀手”原子弹。对此，中共中央进行了反复、审慎的讨论，对出兵与否和出兵可能带来的后果作了充分的考虑。讨论中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对于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友好邻邦朝鲜，我们不能坐视不救。虽然出兵使中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有可能轰炸中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甚至中美两国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但出兵朝鲜的意义极大。美国如果占领朝鲜，将严重威胁我国防安全；为应付美国随时可能的进攻，我国必须大量陈兵中朝边境，在经济上造成长期压力，国内国外的反动势力将会更加猖獗，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不利。美国虽然是军事强国，但其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且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兵力不足，打不起消耗战；美国虽有原子弹，但也非独有，并不敢轻易使用；美军师出无名，士气不高，其盟国内部也矛盾重重。我军装备虽差，但兵员充足，士气旺盛，有人民支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与美军可以作战并且战胜它。为避免敌人挑衅的借口，表明我出兵的性质，中共中央决定：入朝部队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争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范围以内，打一个局部的、有限的战争⁽⁹²⁾。

不消说，基于“一边倒”的方针，出兵朝鲜的决定也是与苏联协商的结果。当时，斯大林担心出动苏军支援朝鲜与美军对抗，将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世界各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不愿出兵，只想让中国出兵。当然，要国力尚弱的中国下决心单独出兵也不容易。经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了由我国出兵援朝，由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我军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共中央于10月初正式决定出兵援朝，并随之将这个决定电告斯大林。

10月8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52岁）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令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随后，中革军委又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

然而，就在毛泽东主席10月8日命令下达之后，斯大林却突然通知我国，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其实，所谓“没有准备好”只不过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有怀疑。他看到我们真的决定要出兵了，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同时，斯大林也“觉得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一旦我们被打败了，就把他们给卷进来了，苏联就会有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⁹³⁾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毛泽东感到很突然。但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于是，毛泽东一面马上派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进一步协商，一面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并于12日对准备入朝的部队发出了“暂不出动”的电报指示。周恩来赴苏未能说服斯大林改变主意，斯大林仍没有答应按预定协议出动空军支援我们。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就不再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抱希望了。经与彭德怀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商量，他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朝。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发去的指示中指出：“（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的决策告知斯大林后，斯大林“深感意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⁹⁴⁾。

10月19日，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20多万将士（包括第二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共4个军和3个炮兵师）秘密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随即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作战，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其中，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接连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战役。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到11月5日。此役是隐蔽入朝的志愿军，趁敌人尚未发觉我军出兵的麻痹心理，集中兵力向冒进之敌发起进攻。10月25日，李承晚军一个多营在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与志愿军遭遇，被我全歼，揭开我军入朝作战的序幕。尔后，我军乘胜实施战役展开，利用朝鲜山地有利形势，对骄横冒进之敌，进行迂回突袭，分割包围，先后收复楚山、熙川、云山等地，迫使美伪军全线撤退。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此役歼敌1.5万余人，将疯狂北进之敌从鸭绿江附近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初步稳住了朝鲜战局，使我入朝志愿军站住了脚跟，并取得了与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敌军在遭受我打击后，仍认定志愿军只是象征性出兵，便又调集20余万兵力，于11月25日起从东西两线发动了所谓“圣诞节（12月25日）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大举北犯。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兵力已增至9个军30个师共38万余人，是敌前线地面作战部队的1.7倍。志愿军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节节阻击、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将敌人引入我预设作战地区，随即展开全面反攻。同时利用近战与敌人短兵相接，使敌人优势火力不能发挥作用，给敌人以重创。西线我军经过激战，歼灭伪第七、第八师和土耳其旅大部，给美第二、第二十五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了美骑兵第一师，并于12月5日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之中因车祸丧命，华盛顿任命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中将接替了他。东线我军于11月27日在长津湖地区发动攻击，在极严寒的气候条件下，给美陆军第一、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收复咸兴、六山等地。此战役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不仅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地区，而且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翁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www.xing528.com)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4日。为了追歼南逃之敌，扩大第二次战役的战果，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决定发动新年攻势。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志愿军西线四十五军采取正面突破，穿插迂回，分割围歼的战术，一举突破三八线并于1951年1月4日占领汉城，接着又攻克水原、金浦、仁川等地。左翼两个军先后占领洪川、横城和原州，将敌逐至三八线以南。由于敌人在洛东江组织反击，诱我进入其预设战区，加上我方由于运输线延长，供给困难，作战物资严重缺乏，且“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⁹⁵⁾，因而主动在三七线上停止追击，休整待机。此役歼敌1.9万余人，粉碎了敌人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整顿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当第二、第三次战役结束时，苏驻朝大使等反对志愿军“停止追击”的决定，坚持要求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但彭德怀不予理会。斯大林认为彭是对的，称彭为“当代天才的军事家”。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为挽回败局，1951年1月25日，敌人调集33万兵力，采取主力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从汉江南岸向我全线发起进攻。我军转入防御作战，依托野战工事节节抵抗。2月11日，东线敌军在横城地区的侧翼暴露，我军抓住机会反击，激战三昼夜，歼敌1.2万多人。由于砥平一役我军受挫，为保存实力，在运动中歼敌，2月27日我军全线后撤，并于3月14日主动放弃汉城，全军撤至三八线附近固守阻敌。这次战役我军以空间换时间，在纵深100公里的地带阻敌87天，歼敌7.8万人，大大超过前几次战役，使我军新入朝兵团顺利完成集结任务。此外，这次战役为我军积累了在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迟滞敌军行动，如何进行阵地防御、运动防御、战役反击等作战经验，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此时，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美国原本计划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没料到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如果继续僵持下去，只会对中朝两国有利，而自己在欧洲的军事防务必将大大削弱。因此，杜鲁门政府决定限制战争规模，希望把战局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寻求谈判以达成停战协议。然而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却把战场上的失败归之于美国政府对他的种种限制，提出欧亚并重，公开要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让台湾国民党的军队加入朝鲜战争。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杜鲁门及其盟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于4月9日决定免除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由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上任后即贯彻杜鲁门方针：保卫日本，防止苏联进攻，避免将朝鲜战争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此役是中朝两国军队发动的春季反击战，敌我双方都投入了上百万的兵力。这次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月22日到29日，我军集中12个军和4个炮兵师，向北汉江以西、议政府地区发动猛攻，激战7天，歼敌2.3万人，迫敌退到汉城、北汉江、昭阳江以南地区。第二阶段从5月16日至21日，我军以6个军兵力，对东线县里地区之敌发起进攻，激战5天，歼敌2.3万人。第三阶段从5月23日至6月10日，我军主动撤退，相机歼敌，在三八线附近固守。此阶段歼敌3.6万。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万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我侧背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然而毋庸讳言，这次战役也不很圆满。其一，这次战役由于急于破坏敌人的登陆计划，在了解敌情、研究战术、储备粮弹等方面，只做了仓促的准备就提早发起了攻击，使作战行动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在多山而山势大都为南北走向的地形条件下，没能在正面突破后插入敌人侧背形成大的战役包围，未能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其三，战役收尾，主力部队和掩护部队的组织与协同不够好，加之第三兵团一八师领导的指挥失误，致使该师在转移中被包围，除师长及少数分散突围而出者外，其余大部分损失未归⁽⁹⁶⁾。从而对以后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其四，中朝联军付出了8.5万人的代价⁽⁹⁷⁾，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战役。

总之，通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23万人，其中包括美军11.5万人。虽然与前三次战役相比，在后两次战役中敌军又往北推进了一些，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将敌人从中朝边境赶到了三八线附近，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奠定了基础。

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建议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当即获得同意。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交战双方谈判停火、军队撤离三八线的建议。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马立克的建议。经过协商，7月10日，交战双方在开城（10月8日移至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朝鲜战争进入军事与外交斗争错综交织的第二个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苏联空军从中国境内起飞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中作战，投入飞机210～280架，均涂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飞机或朝鲜人民军飞机的颜色。谈判中美国缺乏诚意，在军事分界线、战俘遣返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单方面中止谈判。从1951年8月开始，美军先后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采用所谓“钢铁战术”、“绞杀战”对我方军事设施及交通线狂轰滥炸，同时在地面进攻我军阵地。根据战场形势变化，毛泽东提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将运动战转为阵地战。这两次战役歼敌15.7万人，粉碎了敌人夏、秋季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坐到谈判桌上。

1951年10月25日，双方在板门店重开谈判。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使用军事压力迫我就范的企图，谈判期间继续对我实施“空中封锁战役”。与此同时，美国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在北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大量带有各种病毒和病菌的昆虫和小动物，企图用这种极不人道的细菌战，消灭我军的战斗力。为此，朝中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防疫运动，组织调查，揭露美军罪行。两国政府还先后接受“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实地调查。调查结果公布后，世界舆论哗然，美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陷入窘境。不久，李奇微调到欧洲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司令，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替其职务。美国在军事上失利、道义上孤立的情况下，被迫在1952年8月就朝鲜停战草案与我方达成部分协议。但在战俘问题上，仍执意提出意在扣留我方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主张，遭到我方拒绝。1952年10月8日至11月25日，美方再次中断谈判，并向我发动“金化攻势”。10月14日，美军向我上甘岭阵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先后投入兵力6万，动用炮兵18个营，坦克170余辆，飞机3000余架次，在不足3.7平方公里的狭小阵地上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投掷炸弹5000余枚，整个山头被炸松1～2米。我军依托坑道工事坚决反击，阵地屹立不动。这场双方都投入几个师为争夺两个连山头阵地的作战，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密集、猛烈，战斗之紧张、残酷，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上甘岭战役共歼敌2.5万余人，我军伤亡1.15万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2.21：1；我军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敌大炮61门，坦克14辆。战斗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一大批战斗英雄。

1953年5月，我军开始发动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⁹⁸⁾，至7月，歼敌12万余人，收复土地240多平方公里。美国侵略者见大势已去，不得不罢战言和。

7月27日，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随后金日成、彭德怀与克拉克也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整个朝鲜战争最终似乎打了个平手，但对美国来说则无疑意味着失败。

在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3839万人，其中美军39.7543万人⁽⁹⁹⁾，击落敌机12213架，击毁坦克3064辆，击毁缴获敌汽车13355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先后投入兵力130万余人，伤亡36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200余人⁽¹⁰⁰⁾。1950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从苏联借款达13.4亿美元，大半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共消耗物资560多万吨，支出费用高达100亿美元⁽¹⁰¹⁾。同苏联按市场价格有偿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相比，中国提供给朝鲜的援助是无偿的。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朝中两国的独立、安全和尊严。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为我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提供了较为安全的国内外环境，鼓舞了亚洲和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而且使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与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朝鲜战争加深了中美两国之间的长期对抗，并使我国拟于1950年裁减140万兵员的计划取消。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同时也使美国的扩张行为受到了抑制，更使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认识到，亚太地区的事务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现实的。斯大林和苏共也消除了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的怀疑⁽¹⁰²⁾。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威信大大地增长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政治觉悟，清除了一部分人头脑中存在已久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支援人民志愿军，城乡人民纷纷报名参军，成千上万的铁路工人、汽车司机和民工组织运输队、担架队随军入朝，担任后勤工作。广大人民还制定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慰问志愿军家属，纷纷捐钱捐物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捐款价值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抗美援朝运动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热情，加快了国民经济恢复的步伐，推动了各项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