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旧的外交关系：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及政策成果

二、“一边倒”外交方针和政策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建国后的外交方针，并在对外关系上确定了以下原则：思想上作好与美直接对抗的准备，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坚决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对美英不急于建交，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把经济与政治分开；在具体策略上执行严格的外事纪律和报告制度，保护美英人员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给帝国主义以寻衅、干涉的口实。

194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即“李涛声明”）中，不仅强烈谴责驶入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配合国民党军舰一起向我军开炮，打死打伤我军252人的罪行，而且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撤回去。”⁽⁸¹⁾

南京解放后，美国对华处于观望态度，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而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使节则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设法寻找机会与中共接触，以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为了解美国政府意向，中共中央派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以师生之谊拜会司徒雷登。当得知司徒雷登希望以到燕京大学过生日为由访问北平时，中共中央作出积极反应，并向他发出了访问的邀请⁽⁸²⁾。但这一提议再次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政府授意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此外，这段时间美军在青岛等地频繁活动，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强调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坚决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www.xing528.com)

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此前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系统地表述了新中国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方针。《共同纲领》“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护世界的持久和平。”第54、55条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具体规定是：“为保障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第56条确定对外建交原则是：“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国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第57条规定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符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决定的。”⁽⁸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⁸⁴⁾这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危与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只能作出这种选择。首先，美国长期以来扶蒋反共，与中国人民为敌，对中共试图与它加强联系的努力视而不见，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极端不信任。特别是美国拒绝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使新中国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化为乌有。其次，美国扶植日本并在亚洲扩张的战略，也使它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共产党要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只有依靠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再次，苏美已从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峙，苏联不仅在亚洲已成了美日的敌对力量，而且苏联在中国革命和成立新中国问题上表示了新的态度。例如，斯大林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有错误；1949年初米高扬访华，表示新中国一成立便立即给予承认，并准备在旅顺大连和新疆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归还中国主权⁽⁸⁵⁾。加之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巨大的恢复和建设任务，迫切需要外援，苏联则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在资金和技术上能提供可靠的援助，因此倒向苏联既是当时形势所迫，也是新中国利益所在。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通过侵略同中国建立了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就是要清理这种旧的外交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建交步伐不必太急，以便于有充分的自主权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残余势力，而不必顾及它们在外交上的“抗议”。在上述方针政策指导下，对于原驻旧中国的各国使节，人民政府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而不视为外交代表；在具体对外事务中，坚持“礼尚往来”，争取外交战略的主动地位。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是100多年来旧中国政府从没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