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与美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回顾与成果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回顾

早在延安时期，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封锁，积极同外界进行接触。在中共北方局和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表示希望与美国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⁶⁹⁾。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共中央果断地提出，“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⁷⁰⁾。同年，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军事观察员伊万斯·卡尔逊、英籍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赴延安采访。随后，又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延安访问或参加抗战工作。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交际科（1939年改为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华侨和外国友人，民间外交搞得有声有色。

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关于成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意义。”⁽⁷¹⁾从此，中共对英美等国的外交重心由民间转向官方。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积极与美、英、苏、澳、加拿大等国驻华使馆联络，建议美国派正式代表前往延安。1944年7月22日，美国首批官方代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中共与美国半官方的外交关系和军事合作开始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密切与美军合作，积极组织营救遇难美军飞行员，将收集的日军情报提供给美军，准许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并在军事上配合美军行动。同时，中共在政治上积极争取美国朝野的了解与同情，利用美国的影响来改善中国内部的政治状况，制止分裂与内战，督促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改革。

在对苏关系方面，情况尤为复杂。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接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治指导，渴望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援助，另一方面则日益重视独立自主原则。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整体上积极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但苏联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国共两党的实力对比考虑，在对华政策上自然更看重国民党，主张依靠国民党拖住日本的后腿，达到“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因而将其对华的主要援助给了国民党。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切些。”⁽⁷²⁾于是，通过多种方式秘密地给中共以帮助也就理所当然。有资料显示，“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⁷³⁾，尽管其数目不详，数额似乎也不特别大，而且大都是经中共临时求援的临时拨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也明确表示了支持毛泽东的态度。1939年12月，为庆祝斯大林60岁生日，毛泽东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称颂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⁷⁴⁾但是，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的政策，不断制造磨擦事件，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形势估计和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等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这就是说，中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有着高度的警觉，不赞成莫斯科一味要求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由此，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思想，并在整风运动中全面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还表示：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⁷⁵⁾1941年7月，即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因苏军情报机关侦察到在华日军有向外蒙古边界集结的迹象，莫斯科急电它在延安和重庆的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地区的八路军迅速采取牵制行动。对此，毛泽东除了答应在情报和破路上予以配合外，同时也委婉地表示敌我力量悬殊，八路军不能大规模北上⁽⁷⁶⁾。1943年3月，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毛泽东名正言顺地确立了在全党的领袖权威。同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获得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更大自由。即便如此，延安与莫斯科之间仍保持着较密切的电讯联系，延安仍驻有苏联的联络人员（如伏拉基米洛夫等），中共依然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党，依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www.xing528.com)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延安与美国的外交活动走到高峰。这一年夏，中共领导人确认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不仅决定首先争取实现军事合作，而且考虑有可能实现文化合作、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⁷⁷⁾。除了美国军事观察组外，毛泽东还表示希望美国国务院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或派一位常驻代表⁽⁷⁸⁾。可以说，当时中共对美国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由于国民党顽固地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和美国政府对中国及战后世界格局的错误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逆转。这一年秋，赫尔利来华并出任驻华大使，标志美国改变了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开始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尽管如此，中共仍继续寻求与美国进行合作，毛泽东甚至还请美军观察组代理团长克罗姆利少校向华盛顿转交一封信件，表示如果罗斯福总统将他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接待的话，他和周恩来将访问华盛顿。但是美国政府固执己见，赫尔利公开宣称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与中共合作。于是，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努力，并对赫尔利的言行进行严厉的批评。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第一次公开谴责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既积极准备内战又大搞“和平”欺骗，美国既不愿中国爆发内战又支持国民党在全国确立其支配权力。中国共产党根据这种形势调整对美政策：一方面接受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处”，希望美国约束蒋介石，制止内战，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美国偏袒、援助国民党的行径进行批评、抵制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然而，此时美国依旧把自己的利益与国民党政府紧紧地拴在一起，其对华政策的实际后果则大大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事实上造成了毛泽东指出的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局面。

当时的苏联则不愿因卷入中国内战而分散它在欧洲与美国抗衡的力量，更害怕这场内战引起新的世界战争。加之斯大林担心中共力量薄弱，难以对抗美蒋的进攻，因而极力主张中共领袖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对此，毛泽东一面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和谈的劝告，同时又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指出，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只能增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而不会引起新的世界战争；并强调“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⁷⁹⁾，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妥协，而要敢于冲破种种压力，进行独立自主的斗争。毛泽东的论述武装了全党和解放区军民的头脑，从而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争取东北的问题上，“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⁸⁰⁾，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缩短了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