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科学事业的新起点：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与展望

五、文化科学事业的新开端

建国初期，随着社会制度和现实生活的划时代变化，文学艺术事业在总体上得到较快的发展。在第一次文代会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文艺工作者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重要的小说有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李英儒的《战斗在滹沱河上》，陈登科的《活人塘》，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路翎的《在洼地上的“战役”》等。影响广泛的散文作品主要有魏巍的通讯、报告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初版时收入9篇，后又补入8篇），由丁玲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的《朝鲜通讯报告选》（共收入魏巍、刘白羽、杨朔、华山、李庄、菡子等人的文章109篇）。其中，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特别突出，它最初于1951年4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立即激起赴朝志愿军和广大人民强烈而持久的共鸣。从此，人们就普遍地用“最可爱的人”来称呼志愿军、解放军，直至今日。在戏剧文学方面，既有《红旗歌》（刘沧浪等集体创作，鲁煤执笔）、《龙须沟》（老舍编剧）、《战斗里成长》（胡可等编剧）等当代话剧文学的开山之作，又有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吕剧《李二嫂改嫁》等表现现代生活的地方戏曲，还有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由传统剧目改编上演的23个剧种近100个优秀剧目。建国初期的诗坛尽管显得有点零落，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主题着重集中在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歌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方面。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欢乐颂》，徐放的《新中国颂歌》，何其芳的《最伟大的节日》，严辰的《我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艾青的《国旗》，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等，都以强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普遍的心声。此外，臧克家的哲理性短诗《有的人》，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冯至的《韩波砍柴》，以及许多讴歌抗美援朝斗争、世界和平和新的社会生活的诗篇，都深深地打动过、震撼过无数读者的心灵。

新中国电影艺术的开端也是良好的。建国头3年摄制的故事片86部、纪录片57部、译制片101部。主要的故事片有水华据同名歌剧改编的《白毛女》，成荫据武兆堤等原著改编的《钢铁战士》，吴祖光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红旗歌》，于敏的《赵一曼》和《高歌猛进》，孙谦的《光荣人家》，以及《中华女儿》、《新儿女英雄传》、《上饶集中营》等。其中的《白毛女》和《钢铁战士》，在1951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分别获得特别荣誉奖与和平奖。主要的纪录片则有《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国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等，都是很受欢迎的优秀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

然而毋庸讳言，当时文艺界由于侧重强调“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未能适应和平建设时期新的现实，转变文学观念，反而滋长了政治实用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因此，除了批判电影《武训传》外，还开展了对论文《论倾向性》（阿垅著）、小说《战斗到明天》（白刃著）、《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我们夫妻之间》以及电影《关连长》（石挥据朱定同名小说改编）的错误批判。著名作家沈从文因属“反动文人”受到冷遇，曾饮过轻生的苦酒，文坛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诗人冯至过多地舍弃了原有的艺术风格转向并非所长的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式，造成了终生的遗憾。40年代在国统区以《诗创造》、《中国诗歌》等刊物为阵地的一批有影响的诗人所形成的独特诗派，解放后因受客观条件的束缚而从诗坛上消失⁽⁶⁵⁾。另外，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题材及反映生活的面比较狭窄，有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比较明显，丧失了应有的灵性和艺术魅力。

为了普及文化，全国的电影放映单位3年中由646个增加到2285个，艺术表演团体由1000个增加到2084个，剧场由891个增加到1510个。政府还在各地设立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分别从1949年的896个、55个、21个增加到1952年的2448个、83个、35个⁽⁶⁶⁾。新闻出版事业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新华通讯总社随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前者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12月5日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省市也先后出版了地方报纸79750万份，杂志3530万册，图书27460万册。到1952年，报纸增到160900万份，杂志20420万册，图书78570册⁽⁶⁷⁾。(www.xing528.com)

20世纪30年代前后，旧中国就有一批爱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并在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化工、气象等学科的研究上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多半是个别的、局部的，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工农业生产技术陈旧，科技人才奇缺。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科技人员不足5万，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还不到500人。建国初期，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首先从组织上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并注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1949年11月1日，在原中国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由郭沫若任院长，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陈伯达等任副院长。该院直属政务院（后为国务院）领导，是新中国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领导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不久又成立学部，由233名各学科著名权威人物任学部委员，并先后在各地设立科学院分院。到1952年，中国科学院已拥有31个专门的研究所。此外，1950年还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李四光为主席）、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梁希为主席）和中华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会。这就为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同时，苏联高级党校教材《辩证唯物论》、米丁的《辩证唯物论诸问题》、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罗森塔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等也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也发表了大量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学说等理论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学方面，陈云、许涤新、薛暮桥等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一些学者还出版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概论》（沈志远）、《新民主主义经济教程》（孟宪章）、《新民主主义经济》上下册（王海奇）等著作。然而非常遗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刚刚起步，便过早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上述理论和著作只得束之高阁。1952年10月30日至31日，《人民日报》连载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体党员及经济理论工作者便以苏联经济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

建国初期思想理论方面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毛泽东选集》第1、2、3卷分别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相继出版发行。在编辑的过程中，有些地方由作者做了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文章做了一些内容上的删节、补充和修改⁽⁶⁸⁾。无疑，《毛泽东选集》辑录的文章，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选集》第1、2、3卷出版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而且经久不衰。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格局很快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