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与影响

四、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武训传》是1949年昆仑电影制片厂开拍，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它描述的是清朝末年“千古奇丐”武训（1838～1896）30年如一日，忍辱行乞兴义学的故事。应当说，《武训传》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反映了旧社会广大农民的贫苦生活，但在总的思想倾向上也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影片于1950年底开始在大城市上映，受到一致好评。4个月内，仅北京、天津、上海3市的报刊就发表了40多篇赞扬文章。文中称赞《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颂扬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大众电影》杂志还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故事片之一。

1951年3月底开始，报刊上逐渐出现不同意见，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批评“它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人物”，“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尤其强调武训“没有站稳立场”，“向统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因而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样，围绕着对《武训传》及武训的评价，便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本来，作为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论争，是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然而，此事却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十分不满于人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糊涂”观点和“混乱”认识，便执笔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于同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毛泽东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⁶¹⁾

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还尖锐地批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的人则竟至向反动思想投降。并将报刊上发表的大批赞扬文章及其作者公开点名。(www.xing528.com)

《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形势骤变。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权威为电影《武训传》定了性，刚刚开始的自由学术论争顿时成为一边倒的全国性政治大批判。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艺、教育部门接二连三地召开讨论会、学习会、座谈会、批判会，对《武训传》和武训进行声讨和批判；各级报刊也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其中不少出自名流之手。电影《武训传》的编导、主要演员和有关领导干部，以及发表过赞扬文章的作者，都被迫作了检讨。一些单位还大搞人人过关，批判所谓的“小武训”、“活武训”。有的干部因不同意对武训的批判，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尤有甚者，在教育界的批判中，批判对象居然扩及已经作古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人。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兼教育专修科主任。20年代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提倡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先后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成就卓著。同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受到反动当局迫害。1946年因加紧整理文稿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他的著作思想深刻，通俗易懂，颇受学界欢迎。如《自立歌》有云：“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由于陶行知曾主张教育、科学救国，推崇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并以“新武训”自况，为筹措教育经费发起过“新武训运动”，因而在这次批判《武训传》的高潮中，他的教育思想也遭到了抨击，继而牵扯到另一个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1892～1982）的“活教育”思想。曾经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联合组成有江青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团”，专程到山东武训的家乡取证——“证明”武训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⁶²⁾。这就在实际上为武训历史做了结论。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又在实际上为《武训传》的讨论做了总结。从此，电影《武训传》成为反动电影，武训成为可恶的“狗腿子”，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掘墓鞭尸的惩罚。

对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的批判主要针对文艺界和教育界，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实际上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批判运动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直接干预开始，全国上下一哄而起，在诸多方面开了建国以来的恶劣先例。主要包括：对暴力革命与渐进改良（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变革思想和方式，一味地褒扬前者而否定后者；对文艺创作和学术论争横加干涉，其是非对错概由少数党政权威裁决；试图用统一的思想模式指导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试图以行政手段和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政治大批判方式解决学术思想问题，而且方法非常简单、粗暴，以势压人，无限上纲，等等⁽⁶³⁾。所有这些，都严重束缚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首先是电影文学创作的前进步伐。就近期看，“1951年没有写出什么电影文学剧本，1952年的电影剧本也很少，而仅有的几部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未达到运动前的水平。”⁽⁶⁴⁾不过，这次批判运动结束时，被点名批判者尚能继续留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没有对他们做组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