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早期的学习和批判运动

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之初，作为脑力（精神）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大约有200万人，包括各种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员等。他们大致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战争年代投奔各根据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历过整风运动的洗礼和革命烈火的考验，怀着胜利的喜悦和自豪从农村返回城市，成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官员和骨干。二是从国统区（旧社会）被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厌恶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欢迎新时代的到来。他们过去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着同样神圣的渐进改良式的工作，但却没有直接参加推翻旧世界的革命，不熟悉共产党，不熟悉工农兵，不熟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身上所带有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作风以及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新时代高扬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集体主义精神显得格格不入，内心中交织着欣喜与苦恼、希望与疑虑、神秘与隔膜、清高与卑微等错综复杂的心理感受。因此，他们需要重新学习、适应和改造。

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从解放之初就开始了。当时，人民政府通过各种训练班和经常的政治学习，组织大中学校教师、学生及其他知识分子，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发展史，帮助知识分子转变思想观念，适应新的环境。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底和1950年约有100万人参加了这种学习，收到了一定效果。以前曾因主张走英美式民主道路、遭到革命文艺界严厉批判过的美学家朱光潜，于1949年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查》；继之，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该报发表了《我这一年》、《解放以来》；1月22日，哲学家冯友兰也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这几位著名学者经过学习、反省和心灵的磨砺，都及时而明智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明确表态要重塑一个“新我”。但是，仍有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得沉默、迷惘、困惑，甚至有抵触情绪。这种情况不是一下子就能扭转的。正如费孝通在上文中的一段话所概括：“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是这样一个过程。指出一个思想根源，抛去一个包袱，是走了一步，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的走，没有翅膀，不必想飞。只要是在走，路程还是有走完的一天。”

为了使广大知识分子尽快摆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清除西方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改革，积极投身经济恢复工作和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从1951年9月起，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学术观点，确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观念。运动大体上分为学习批判和组织清理两个阶段。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首先由北京大学新任校长马寅初提出建议，从京、津两市教育界开始。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认识思想改造，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在报告中，周恩来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并指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当然，改造需要时间，循序渐进，但只要下决心，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将自己改造成为文化战线的革命战士。(www.xing528.com)

当京、津高校全面动了起来并取得初步经验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迅速扩展到全国教育界（包括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文艺界、科技界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总之，整个知识界都被卷了进来。在学习批判的同时，这场思想改造运动还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相配合，分期分批组织知识分子参加这些社会改革和斗争实践，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与锻炼。报纸、刊物上不时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卸掉包袱、畅谈收获以及从旧的束缚中幡然醒悟的文字。如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周培源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宣言等。

1952年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学习批判阶段转入组织清理阶段。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据此，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敌我界限的基础上，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师生向国家忠实地交待清楚自己的历史并检举所知的反革命分子。至这年秋运动结束，查清了许多人的历史问题，查处了一部分反革命分子。

综上所论，建国初期的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学习和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和消除传统的封建思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即一些中外人士俗称的“脱裤子”、“割尾巴”或“洗脑筋”运动。经过学习、灌输、批判和清除，帮助众多知识分子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常识，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也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卸掉了历史包袱，转变了思想立场，开始树立起为人民服务和与工农相结合的新观念，对于推进文化教育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场运动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进步作用估计不足，反之则将他们的缺点和消极面看得过重。加之在学习批判尤其是后期的人人检查“过关”中，往往把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与政治立场问题混为一谈，有的地方发生了乱逮捕、乱控诉、乱斗争的现象，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涉及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如施复亮、章乃器、张东荪等，压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更大发挥⁽⁵⁸⁾。其二，思想意识的转变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少单位急于求成，方法简单粗糙，试图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群众性批判斗争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消除一切旧的影响。傅雷曾说：“解放以后，成天闹思想改造，而没有击中思想问题的要害。”⁽⁵⁹⁾事实证明此种做法的效果不好。其三，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多地联系到意识形态领域，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的批判比自然科学工作者更严厉。与此相应，社会学、人口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受到的冲击就尤为严重，以至于从高校教学和科研机构中被取消。此外，由于对中西文化关系研究和认识不够，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开始出现了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倾向。

应当指出，这场运动是以知识分子为改造对象的。有着数千年封建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农民意识根深蒂固。传统上“中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且辱的心态”⁽⁶⁰⁾势必影响到中共的许多由农民出身而文化水平有限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加之他们长期就生活、战斗在农村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因而在建国初期，他们对于知识分子以及现代科学文化在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尚缺乏真正的认识，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存有一定的偏见，抱着宁“左”勿“右”的思想。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出现打击、伤害某些无辜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