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治理：国营经济的建立与货币统一

一、社会经济的改组和治理

新中国建立前夕，社会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连年的战争破坏，已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1949年，钢产量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92.3万吨（1943年）减少到15.8万吨，下降了82.9%；原煤产量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6188万吨（1942年）减少到3243万吨，下降了47.6%；粮食产量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3000亿斤（1936年）减少到2268亿斤，下降了24.5%；棉花产量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698万担（1936年）减少到889万担，下降了47.6%。除东三省外，全国铁路主要干线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海运严重阻塞。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刚刚上台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在战场上如鱼得水的共产党人能否治理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恢复和管理经济，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国内外敌对势力评论道：“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一些自视甚高的资本家也看不起刚进城的共产党人，以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嘲讽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³³⁾然而事实证明，建国伊始，共产党治理天下的能力并不低。

旧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2／3左右，在工业、交通固定资产总额中占80%，形成了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人民政府先后把国民党政府以及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矿山、银行、商店、铁路、船舶、码头、仓库、邮政、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企业和农场、牧场等收归国有。截至1950年初，全国除台湾省外，官僚资本企业全部接管完毕，共计工矿企业2858家，“四行两局”⁽³⁴⁾系统和国民党省市地方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10余家，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全部交通运输企业。

由于缺乏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和人才，并处在战争状态，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时，采取“不要打烂旧机构”和“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方针，先原封不动地接管过来，立即恢复生产。接收初期，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派代表只担负监督工作，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此后，根据条件成熟的情况逐步地实行了必要的改革，如由国家委派厂长或经理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废除搜身制、包工头制等旧制度，建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企业管理委员会，实行管理的民主化等，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同时，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千余家企业（拥有职工12万多人）则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用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陆续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使人民政权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树起了牢固的经济支柱。

与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上层建筑相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包含着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即照顾“四面八方”）。新民主主义经济既有社会主义公有因素，又有个体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因素，这是一种特殊的逐步过渡性的经济形态。

为了处理好工作中的公私、劳资关系，团结和争取民族资本家，迅速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并发表了“天津讲话”。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出发，刘少奇批评了一些干部进城后，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如要求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等），强调要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使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加深对劳资两利的理解。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有利于消除或减少资本家的疑虑，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讲话中也有个别言词说过了头，如说“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是不妥当的。

为统一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财经工作的指挥机构。同年7月，中财委组建完成，以45岁的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以后又增加了马寅初（党外著名的经济学家）、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委员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黄炎培等。

中财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整治金融市场、平抑物价。为此，1949年8月，陈云在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主持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各大区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货币发行问题。会议作出了努力收税、发行公债和钞票几项决定，以解决财经困难。(www.xing528.com)

打击投机资本是稳定金融市场的关键。人民政府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惟一合法的货币。但在渡江战役后，长江南岸广大城乡，尤其是大中城市仍是银元占领市场，人民币很难插足，因而，银元外币投机十分猖獗。银元的黑市价很快从人民币1400元猛涨到2000元以上。为了打击金融投机，1949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法办了首要投机分子238人。除上海主战场外，武汉、广州等地也严禁金银、外币的流通，取缔了从事金融投机的钱庄。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

金融投机虽然被政治力量压了下去，但投机资本家在经济上并不甘心认输。于是，他们把投机目标转向粮食和纱布市场，以囤积粮食、纱布为手段，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致使全国物价一日三涨。在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曾出现四次大的涨风。以上海为例，从1949年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上海米价上涨了3倍，棉纱价上涨3.8倍，棉布价上涨3.5倍。为制服投机势力，平抑物价，中财委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决定依靠比较强大的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并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11月25日，在上海、天津、汉口、西安等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此举使投机商人措手不及，吞食不下，市场物价次日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食、棉花等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见哄抬物价不成，乃转而竞相抛售存货，但因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结果许多投机商亏累过多，不得不宣告破产。

打击投机资本，有利于物价趋向稳定，但要根本解决问题，还必须解决中央财政的亏空和消除赤字。

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如公粮、税收等都控制在省、地、县地方政府手中，而国家的主要支出，如军事费用、建设投资、救济金等却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国家财政收支脱节，造成中央财政的严重亏空。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制和发行钞票。如1949年7月人民币发行额为2800亿元（旧币，下同），11月则达16000亿元，增加了近5倍。这是造成币值下跌、物价猛涨的原因之一。针对这种不利局面，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使用实行统一管理。规定除经批准的地方税外，主要税收（包括公粮）均集中于国库，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使用；将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中央人民银行，实行统一管理，以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三个统一的中心是统一财政收支，而重点又是统一收入，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统一财经工作，实际上是确立国家统一后的财经管理体制，改变以往各解放区实行的以分散为主的财经管理体制，从而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由于统一财经工作的顺利实现，全国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出现了收支接近平衡、物价逐渐下浮、市场日趋稳定的可喜现象。这就一举结束了在我国延续10多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的局面。至1950年4月，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初战告捷。毛泽东曾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然而，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由于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以及物价“刹车”过猛，再加上紧缩银根，因而在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市场萧条，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出现新的失业现象。据统计，从1950年1月至4月，14个较大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倒闭；16个较大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半停业；全国失业的工人逾百万⁽³⁵⁾。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为了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明确以后的任务，统一认识，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报告指出，当前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获得三个条件，即：①土地改革的完成；②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③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会议强调，当前在政治方面的方针应是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不可树敌过多，要划清三个敌人、四个朋友⁽³⁶⁾的界线。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左”的思想。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财委决定要把工作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恢复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努力抓好现有工商业的调整工作，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难关。调整工商业的内容范围很广，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采取的措施有：投放货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对私人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划分公私经营范围；调整价格政策，使私营零售商有利可图；适当减轻私营工商业的税负；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并适当降低利率等等。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到1950年秋大体完成，并迅速取得成效，大大调动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市场逐步走向繁荣。调整后的1951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一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长了11%，职工人数增长了11.4%，生产总值增长了39%；私营商业户增长11.9%，从业人员增长11.8%，批发额增长35.9%，零售额增长36.6%。同时，私营工商业所获利润也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任何一年。如上海市资本家这一年获利（不包括非法牟取的暴利）即达6亿元以上。

总之，建国初期人民政权以坚决而果断的措施进行社会经济的改组和治理，扭转了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成就是巨大的。不可否认，当时决定统一财经，实行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办法，是符合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的，对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左”的倾向的日渐滋长，便将这种财经管理体制推向极端，终于形成了以高度集权、集中统一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它对地方和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手脚，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