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腐败和经济犯罪的重要斗争成果

五、反腐败和反经济犯罪的斗争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和清正廉洁的作风，是建国初期她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随着大陆的解放和统一，党员人数骤增。据1951年春天统计，全国共有党员580万人，其中1949～1950两年新增加党员270余万人。许多新党员带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党内，思想严重不纯；一部分老党员也出现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甚至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现象。这种经不起胜利和执政考验的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鉴于党内存在的问题，1949年11月，中央及各级党组织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从严治党。1950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印发了《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学习材料。4月19日，又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吸引人民群众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党员干部也要作自我批评。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具体工作，在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各级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方法是自上而下的逐级召开整风会议，阅读有关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的目的和内容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的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在整风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系统整顿，把整风运动引向深入。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报告和结论，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奋斗”的口号。会议通过了刘少奇拟定的“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修改后写进了大会《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是这次整党的一个基本文件，是对党员教育的教材和进行审查、鉴定的依据。此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这次整党经历了学习、登记、审查、处理四个阶段。每个党员都在学习和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主动登记和接受组织的审查与鉴定。党组织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和思想检查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把党员分成四部分进行处理。够条件的，继续留在党内，成为党的骨干力量；不完全具备条件或有严重毛病的，经批评教育后有所改正，则保留党籍；不够条件的，劝其退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投机、蜕化变质分子等，一律清除出党。

三反运动开展后，整党工作即与三反相结合。1952年2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与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把两者相结合，就是要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11月，10万名整党干部深入农村，整党运动进入高潮。

在整党的同时，又开展了建党工作。建党的重点是完成土改的新解放区的农村及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首先是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建党中，执行有领导有计划，积极慎重的方针，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入党手续，防止坏人混入，确保党员质量和党组织的纯洁性。到1954年春天，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

经过整党，对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党纲、党章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纯洁了党的组织。至1953年6月底，已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被开除党籍的23.8万人，自愿退党和被劝退党的9万人。同时，新发展了107万人，新建支部8.2万个。使党员总数由1950年底的582万人，增加到639.9万人，党支部由1950年底的24.6万个，增加到32.8万个。党组织的壮大，党员素质的提高，为党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在整党的同时，党中央又在国家机关和社会上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是中共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发展国内生产，解决财政困难，会议要求各地从11月起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²⁹⁾。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增产节约运动就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统称三害）问题。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汇报。汇报中说，在东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沈阳市部分单位就发现贪污犯3629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贪污金额就达旧币5亿元。东北铁路系统还积压了上千亿元的材料不作处理。这个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泽东在这个汇报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³⁰⁾，此后，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向三反运动转变。

继东北之后，各地陆续向中央汇报了三害情况。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山，原是张家口一个有很少资本的皮毛商人，1950年钻进中国皮毛公司，后又进入中国畜产公司。他利用职权，用国家资金投机倒把，盗骗国家资财，并在19家商号投资，非法获利达旧币23亿元。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利用职权，勾结奸商，大量盗骗国家资财达旧币9亿元以上，个人从中获利6.4亿元。11月29日，华北局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的严重贪污事件的书面报告。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把天津地区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他们不顾党纪国法，利用职权任意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地方粮款、治河民工粮款，甚至贪污国家拨发的救灾粮款，总数达旧币155.49亿元。这一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1月30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指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³¹⁾。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7日，政务院成立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以薄一波为主任，负责全国三反运动。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团拜会上发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三反运动的号召，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并迅速进入高潮。(www.xing528.com)

三反运动一般是先由单位领导干部检查官僚主义、浪费现象，向群众讲明运动的性质和政策，号召贪污分子坦白交待和群众揭发检举，然后组织队伍同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作斗争。当时，把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至1000万元贪污犯叫小老虎，把惩治贪污犯叫做打老虎。打老虎主要是查经济、查账目和交待政策。由于各级首长的亲自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使三反运动在几周之内就取得巨大成果。据1952年1月不完全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数字），中央政府系统共查出贪污犯1670人，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5.5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2月上旬，大贪污犯薛山、宋德贵、刘青山、张子善等被处决。薄一波宣布坦白从宽的期限到2月15日为止。

从3月开始，三反运动转入定案处理和制度建设阶段。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成为惩处贪污分子的法律依据。针对在运动高潮时一度出现的过火和斗争扩大化的苗头，毛泽东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据统计，大约有4.5%的国家干部受到不同类型的处分。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要结合三反进行整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肃清三害流毒。至此，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在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后，中央又部署在社会上及工商界开展五反斗争。

1950年下半年，经过对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我国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而且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度过难关，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性和追逐非法高额利润的欲望恶性膨胀。许多资本家利用他们与国营经济的联系，违背《共同纲领》的规定，以各种方式从事经济犯罪活动。他们公开拒绝加工订货，暗中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统称五毒）。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腐蚀国家干部，从事非法活动。1951年，据京津沪汉等九大城市审查的45万户私营工商业户中，存在五毒行为的占76%。天津市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仅天津、武汉、青岛、广州、重庆五个城市中不法商户偷税漏税一项即达旧币25250亿元。这些钱可购买战斗机683架，可买小米约25亿斤，可供707万人吃一年。由于国家干部中的三害行为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在三反运动开始后，党中央又部署开展五反斗争，并使三反、五反相结合。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³²⁾这样，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展开。

五反运动也是由党政组织派出工作队，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深入到私营工商户，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和店员检举揭发，然后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确凿证据后，再与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他们交待问题。在运动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私人企业中的高级职员、守法者和坦白悔改者，以及有关家属，集中打击极少数顽固抗拒的不法资本家。2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一文，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11亿元（旧币），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的丑恶罪行。他还运用各种卑鄙手段腐蚀干部，先后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1亿多元（旧币）。武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的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和破伤风菌的急救包。有的还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获取暴利。

上海是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十分严重，因而该市的五反斗争关系着这一运动乃至全国经济工作的全局。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派薄一波前往上海，会同上海市市长陈毅领导开展五反斗争。

1952年2月，上海五反运动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极为猛烈，空气十分紧张。市委收到的检举材料24万件，逮捕的不法资本家200多人，发生资本家跳楼事件48起，死34人。许多资本家惊恐不安，大批工商户歇业停产，致使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委及时调整策略，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而将全市72家较大的私营工商户集中起来开会学习，利用群众揭发的材料，促使他们坦白交待违法行为。对其他中小私营企业也采取同样的方法，分期分批地解决了问题。这样，上海资本家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消除了。

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处理违法资本家的五条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此后，五反运动从揭发检举转入定案处理阶段。根据北京市的标准，中央将私营工商户分为五类：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各大城市基本上依此处理。上海、广州分为四类，将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合为一类。这样划分，充分体现了五反的目的和政策。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在结束五反运动时，既不能草率收场，也不能犯扩大化的错误，定案处理的原则是资本家自报、工人店员集体审定、政府批准的三级定案原则。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很少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仅占工商户总数的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缓的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八大城市统计，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共占工商户总数的97%以上。至此，规模巨大的群众性五反斗争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进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它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而是要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为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三反运动的胜利，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阶级教育和廉洁奉公的教育，是新中国反腐倡廉的第一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五反运动的开展，查明了私营工商业的状况，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推进了私营经济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健康发展。经过三反五反斗争，普遍地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以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危害的认识，这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都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