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里程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艰苦探索、卓绝奋斗,终于摆脱了外来压迫和国内战乱,迎来了民族独立和国内和平。它表明:马克思在一个世纪前所做的关于不久的将来,在亚洲最封建最落后的中国有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预言(1),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使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曾将中国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认为尽管中国革命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但就其对旧制度的政治破坏性以及社会创造性而言,这三场革命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事实上,一个虽然贫穷落后但却拥有众多人口、无尽潜力、生气勃勃的新中国的崛起,以及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不令举世瞩目和震动,无论这种反应是出于友好,还是出于敌意。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获得了明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亦即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思想亦即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3)。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构想,首先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进行了局部实践。随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推广,中国社会结构便实现了全面转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亦即人民民主国家。不过,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从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或称之为过渡阶段,它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从而预示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不是一次性的。
就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和辽阔的中国大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雄视百世的时代——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都是与伟人毛泽东的名字、思想、业绩乃至失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对于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毛泽东的名字就是理想、信念、真理、勇气、智慧和胜利的象征,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尊敬、热爱、信任,以后逐步演变成宗教迷信般狂热的个人崇拜。这个时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理论观点、现实指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必须不折不扣地、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思想、意志和身影主宰了、支配了、覆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教、外交、国防、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以至深入到数亿人与几代人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尤为重要的是,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更是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毛泽东时代既有激情澎湃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凯歌高奏,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奠基的宏图壮举,也有忽视经济规律、忽视民主化法制化建设而导致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1893~1976),乳名石三,字润之。这位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普通农家子弟,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幼年时读过6年私塾,种过两年田,16岁才去上高小,继而入省会长沙读中学和在省图书馆自修,武昌起义期间又投笔从戎,过了半年军营生活。1918年夏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他先是到北京参与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几个月的管理员,后回长沙在修业小学教历史,27岁时应聘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
毛泽东从小即养成了好学勤思、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同情贫弱的品性,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在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求学的半年中,他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随之一心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社会改造的道路。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在思想上尚处于探索阶段,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5年半,他从体质、知识、品格、能力、意志等各个方面加紧磨砺和充实自己。如冬天洗冷水浴,电闪雷鸣时去野外;遍读一切所能搜求到的新式书报,并加以分析、批判、选择;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的工人服务;暑假周游洞庭湖滨5县,了解社会实情;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成立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并为会员规定了5条戒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期间,新民学会发展成为突出的革命团体,而毛泽东则成为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著名领导者。当时,毛泽东的思想仍很不稳定,他追求的似乎是一种激进的混合型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中既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又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既有北美流行的工读主义,又有来自日本的新村主义。此外,他还受到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影响。当他的新村实验失败后,他并没有灰心气馁,而是充满了新的希望、憧憬和信心(4)。他在其后所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正是他那段时间心境的生动映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经过五四运动狂飚的洗礼,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他迅速地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转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亦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少数最早的成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参与中共领导工作的同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主编,对于打击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和推动北伐战争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在培养农村革命干部和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方面功绩卓著,声誉雀起,并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经验。国民革命夭折后,为了寻求一条新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通过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以及创建中央农村根据地和中央工农红军的斗争实践,进行了大胆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探索,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战略。但这一战略最初在党的领导层“曲高和寡”,他也因此遭受到一系列打击。据他自己回忆:“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5)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惨重失败,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从转变军事路线入手,树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各自个性风格不同而又互补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刚过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如鱼得水,以他的大智大勇指引中国革命摆脱一次次危机和困境,迈向一个个胜利和辉煌。
历史事实已经确证,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理论家和革命实践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杰出的领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掌舵人。当然,毛泽东是通过党、军队、群众来创造历史的,但是假若缺少了毛泽东,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以毛泽东的名字为标志就是理所当然的。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从55岁开始执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权,直至他83岁撒手尘寰,27年间,古老的中国大地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最为震撼人心的历史变迁,处处都打上了毛泽东及其思想个性的鲜明印记。
不同的伟人有着不同的个性,而不同个性的伟人赋予时代的色彩也大异其趣。毛泽东意志坚定,性格鲜明,敢于斗争,具有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他曾说他的身上有些虎气,也有些猴气,以前者为主(7);他像农民一样讲求实际,注重实践,又如知识分子般博览群书,熟悉中国的文化典籍,尤其喜好哲学和文史。在宇宙观人生观上,“动”、“斗”哲学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讨厌传统文化所侧重的和谐、不争、守成、世故,强调矛盾、对立、变化、斗争。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浪潮”和“运动”所推进,斗争便是历史和人生最有创造性的状态,“不斗争就不能进步”(8)。毛泽东还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其诗作才情横溢,豪放洒脱,气势磅礴。作为哲人和诗人政治家,他那独特的进取个性、斗争意志、超凡想像和执著的情感,曾为他增添了光彩照人的人格魅力,也为他从事的事业谱写了一篇篇杰作。然而在建设时期,毛泽东却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哲人的玄思和诗人的想像来进行治国决策,指导政治实践,表现出过分推崇“动”、“斗”哲学,片面强调主观意志力量,刻意追求超现实的理想世界。这就混淆了革命与秩序、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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