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高等教育与生物学发展历程

三、新中国开创与发展时期

1.大学院系调整与生物学系建设

据统计直至1949年全国设有生物学系的大学约有47个。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进行了大学院系大调整，并取消了某些大学名称，但又陆续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当时大多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都设有生物学系，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生物学系的师资力量都比较强。

这里仅以北京大学为例，略述之。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文理科各系合拼，建立了新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燕京大学取消，而北大迁至原燕大校址办学。当时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参照莫斯科大学生物系的模式，建立有7个教研室和4个专业，专业之下又建立若干专门化：植物专业（下设植物形态专门化和生态地植物专门化）、动物专业（昆虫专门化和脊椎动物专门化）、植物生理专业（植物生理专门化和微生物专门化）、人体及动物生理专业（人体及动物生理专门化和生物化学专门化）。

笔者于1955—1960年就读于北大生物学系植物生理学专业，学制五年。北大生物学系重视基础教学，包括理化基础、生物学与地质学基础。教授无一不上教学第一线，担任全系的基础课，助教承担实验课。专业课和专题讲座只有到4～5年级后才开设。当时生物学系出现了米丘林与摩尔根学派之争，还有生物物种概念、种间和种内斗争的辩论，虽带有某种政治色彩，但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学生思路。这时期生物学系的科研成果是很多的，例如，人工合成八肽催产素，黏虫迁飞生活史，狗低温麻醉与复苏研究，水稻硝酸还原酶的发现等都是具有先进水平的。

在50年代，一批农林高等院校建立。这些高等农林院校就设有担任生物学课程的教研室（组），给农林牧渔专业学生讲授生物学课程，譬如，昆虫学、病理学、微生物和植物生理学课程成为农林学的专业基础课。随后，考虑到单科性农业大学建立之后，与农业科学紧密相关的生物科学基础在高等农业院校有所减弱，在教学师资和农业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迫切要求人才的补充，1959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等校设立了植物生理生物化学，动物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和生物物理学等理科专业，并招收本科生及研究生。

2.科学院生物科学研究机构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所在中科院下相继成立。同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以及省市自治区也建立了相应的与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机构。以下仅略述中国科学院早期部分生物科学研究所的建立与变迁。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1950年由前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分以及前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成立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改名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该所从事从植物分类学、古生物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细胞学、植物形态学、植物引种驯化、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等方面的研究，附设北京植物园。本书作者管康林自1960—1965年底在该所生理室工作，而后转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工作（1966—1981），所长分别是钱崇澍和吴征镒。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1950年由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学部分调整建立中科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1953年改为中科院动物研究室，1957年改为动物研究所，所长陈桢。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1958年由中科院应用真菌研究所和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科院遗传研究所，1959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和动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组合而建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于1958年建立，前身为中科院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原为全国地质指导委员会的新生代研究室，1953年改名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改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1960年改为现名。以上地址在北京，主要集中在中科院的中关村。

中科院在京外的研究所，首先在上海调整建立了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后改为中科院上海生物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随之在上海、南京、广州、昆明、成都及西北建立分院与有关研究所。1955年，我国学部委员会成立，各学科按学部归口，生物学部委员（即院士）60人由我国老一代著名学者经国家提名批准担任。1981年生物学部又增选了53名学部委员，学部在编制全国科学规划、评审全国自然科学奖和科学基金、组织重大课题和重大学术活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94年，国家又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构，每年将推选数十名，目前增至数百名，对在各领域的实际应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授予“工程院院士”称号。直至2007年，中科院院士有687名，而工程院院士有719名，这样，两院院士共计1406名。据报道2011年5月，中科院院士又增选了314名，工程院院士增选了485名。(www.xing528.com)

3.研究成果

在20世纪中期，我国工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生物科学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生物资源调查与编写，因有计划开展了大规模自然条件和自然源的综合考察，经过整理研究陆续编写各种生物学志，其中最为大型而重要的《中国植物志》已出版了40卷，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被》。《中国动物志》各纲各科目的编写也取得进展，已出版了5卷。而且《中国经济昆虫志》、《中国经济动物》对于昆虫、鸟类、兽类、鱼类的地方志也都有大量编写。古生物方面，伴随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在研究的地区、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和发展了孢子花粉学和微体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在恢复了北京周口店人类遗址的发掘之同时，先后在陕西发现了蓝田人化石，在云南发现了元谋人和安徽的和县人化石。随后，我国考古学者在各国各地发挖了大量恐龙和鸟类化石群以及寒武纪澄江生物群。

（1）农业方面研究

在20世纪50～70年代，开展了玉米的杂种优势利用，水稻杂交稻的培育、小麦多倍体培育，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农田除草剂的广泛利用与病虫害防治，包括化学的与生物的防治，以及生长激素的应用都已取得显著效果。稻麦棉的高产群体生理与光能利用研究为我国主要作物的丰产栽培奠定了理论基础。在1979—1984年期间，我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并成立《中国畜禽品种志》编写委员会，发掘出一批具有特殊性状的品种，这包括杂种猪群的选择、新疆毛肉兼用细毛羊的育成、中国白花奶牛的品种群形成等都表达了农业生物学的工作成果。

（2）应用基础研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组织培养技术开展得很火热，不仅建成了水稻等花培、组培成株技术，且得到应用，还用组培脱毒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留种问题。用组培快速繁殖花卉、果木，提高产量与质量，为工厂化生产提供了理论技术基础。组培作为现代生物工程的一种技术，在农业生物研究中具有广泛用途。

青岛海洋研究所曾呈奎等在海带、紫菜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海藻养殖事业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朱冼等，使用鱼脑垂体激素和孕妇尿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进行人工催产家鱼受精取得成功，从而结束了只能在江河捞取鱼苗的历史。稍后，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了丘脑下部分泌的多肽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及其高效类似物，用于促进家鱼排卵、受精也获得了成功。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马世骏等阐明了东南亚飞蝗蝗区的结构与转化，北大生物学系和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揭示了黏虫的越冬和迁飞规律，江苏农科院等单位搞清楚了褐稻飞虱的迁飞规律。以上这些成果对寄虫发生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我国学者在昆虫激素的成分、合成与应用研究上也取得一定的进展；还在寄生生物学的研究上也取得显著进步，有助于人畜传染病的防治。

（3）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生理学与生物化学正处于发展活跃时期，老一代科学家健在，年青一代得到培养，因此，在中科院也产生了一批科研成果。例如，娄成后和李素萱发现洋葱原生质流动穿壁现象，后来证明其有一定普遍性，对细胞生命活动的认识具有深远意义。汤佩松等用水稻整体水平和细胞水平论述了呼吸代谢的物质转化和能量转变的多条路线观点。殷宏章、沈允纲等开展的光系统与光合磷酸化研究最早发现光合磷酸化中的高能中间态存在。

在胚胎发育方面朱冼创建了激素诱发两栖类体外排卵的实验体系，用以研究卵母细胞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并培养出世界上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鱼类核移植研究，早在1963年由我国胚胎学家童第周开始，他主要采用显微注射法，并获得了鲤鲫核杂交鱼。

在药物生理方面，邹冈和张昌绍提出第三脑室周围灰质和大脑导水管是吗啡发挥镇痛作用部位的观点，是吗啡镇痛机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生化方面，如1965年由王应睐、汪猷、邢其毅、钮经义、邹承鲁等人共同协作，经过6年多的努力，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化学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牛结晶胰岛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