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优势

三、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在2009年召开的中国法学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在致词中明确提到：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形成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人民意志，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法治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生动体现。

法治道路问题，从本质上看就是人们常说的法治模式问题。纵观世界，法治模式形式多样，至少有六种。最早的是英国法治模式，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其法治模式是自然形成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自生自发”。这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没有借鉴外国的经验，也无法从书上找到现有的答案，因此它比较稳固。第二种就是法国模式，在“疾风暴雨”中创建的法治模式。它是按照法国法学家提出的理论与当时的实践相结合而确立的。法国这种法治模式的特点是：大破大立。但由于它基本上符合法国之国情，虽然效率不高，然而在动荡中还延续至今。第三种模式是美国式的，其特点是效果较好。它既吸收了外国的有益经验，也发挥国情优势，突出了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人们称美国法治模式为“宪法主治”。还有一种是日本模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了军国主义政权，发动战争，结果以惨败告终，后在美国的干预下，制定了新宪法，其具有明显的战败国特点，按第9条中的有关规定，日本今后不能参与战争，因此人们称之为“和平宪法”。此外，一些阿拉伯国家信仰伊斯兰教，有的也宣布实施法治，因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法治模式，其特点是宗教高于政权。严格地讲这已不属于法治范围。还有一种短命的所谓法治模式，英文中称之为rule by law，这就是希特勒当年所称的法治。这实质上是一种法西斯统治，谈不上什么法治。从以上六种法治模式可以看出，法治同一国的国情有直接联系，或者说国情决定法治模式，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国情，便有什么标准的法治模式，在国情与法治的关系上，国情是第一位的。

那么什么是国情呢？一般讲，国情包含如下八大要素：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二是生产关系的性质，三是人口的状况，四是民族构成;五是风俗习惯，六是地理、气候，七是各地区发展状况，八是文明程度。当代中国的国情是：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国家各地区、各民族发展不平衡，人治的传统和残余依然存在，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有较大比重等。面对上述国情，我们显然不能照搬西方各种法治模式;鉴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不可能有现成法治模式，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历经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和顺应民意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即中国法治模式。这就是，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政府为主导、上下结合、稳定推进，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要重点讲明的是三个问题，即政府主导、上下结合、稳步推进。

一是政府主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政府主导，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在建设法治国家中起主导作用。为此，我们已经制定和实施了构建法治政府的十年规划，并在这个基础上，首先确定了政府职能的转变，由过去的“官僚型”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以往的看领导脸色和行政命令办事转变为“依法行政”，并以“严格、公正和文明”为执法理念。其次，在上述基础上，推动和促进依法治国落实到各个领域与基层。就是说，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法治，先从政府做起，然后再影响全国。因为政府涉及面广大，并掌握各种政府资源，完全有能力推动。当然，共产党领导的各级人民政府本来就该“执政为民”，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宪法赋予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也是时代对政府的迫切要求。何况，在中国搞依法治国，也只有政府才能推动。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能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更不可能是无组织的活动，所以政府主导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www.xing528.com)

二是上下结合。这是引起争论的焦点问题，有的说搞法治应先从底下开始，因为基层面少，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纠正，也便于中央掌握。也有人说，应先从中央搞起，有了示范，底下照办就是了。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有一定片面性。因为一个国家是个统一体，尤其法治建设涉及各个方面，不存在从哪里搞起的问题，也不存在上下的问题，因为都要依法办事，全国是一盘棋，心须上下结合，大众一心，才能使法治有生命力。如果这里是依法办事，那里是官僚主义;中央搞依法行政，村里搞一言堂，那算什么法治国家？因此，建设法治国家必须上下结合，共同行动，沿着一个目标，才能有希望。当然，中央要起表率作用，党要起主心骨作用。以民主为例，要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国家民主，以尊重党员权利，促进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依法治国这个大问题上，领导干部更要起带头作用。正人先正己，领导者依法办事，必将带动更多的人依法办事。就国家民主而言，民主实现形式要多样化，既要重选举民主，也要重协商民主，并要深化自治民主，其中包括基层群众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同时，要把民主与民生、民主与人权，特别是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起来。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离开民主的法治，就会蜕变为专制的工具;离开法治的民主，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这在世界各国和我国都是有过教训的。

三是稳步推进。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也是法治成功的一条规律。中国受封建制度统治几千年，再加上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就更需要稳步推进。在这里，社会稳定是个大问题，正如邓小平早就提出的那样，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以后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稳定和法治的辩证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保障，法治是原则和方略。当然，稳步推进法治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府实现法治有个十年规划，司法体制改革有个中央文件，最近中央又决定在全国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其目的都是为稳步推进和深化依法治国的进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前途必然光明！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关键在于始终贯彻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精华。尽管在不同类型国家有不同的内容甚至有本质的差别，但对于尊重人、关心人、保护人，就是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法治的标志这一点有着共同点，而社会主义法治都把这个问题放在更高的位置。当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以人为本，有其特定的科学内涵，从外延来看，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人，即全体社会成员，从内涵来说，则指人民，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法律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要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中，法律活动必须合乎人性、尊重人格、讲究人道、保障人权。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就植根于以人为本，发展于以人为本，服务于以人为本;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部分，当然就离不开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源远流长，我国古代法家先驱管仲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6]古籍《尚书》中也有类似说法，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便是。在西方，则有“文艺复兴”这样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及“自然人、宗教人、理性人、法治人”之说。但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是西方学者对人的种种说教，都与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内容不同，他们讲的“人”一般不包括劳动人民、甚至妇女在内。第二，含义不同，他们讲的人是抽象的人、脱离现实的人;我们讲的人是具体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第三，目的不同，他们讲以人为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有利于少数人的社会秩序，我们讲以人为本的目的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为了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总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