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法律观揭示法律产生与发展的规律

一、人本法律观揭示了一条规律 ——法律产生与发展的规律

人本法律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深刻揭示了法律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法律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法律异化成为压迫人的工具，一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法律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法律又回归于人。因此，在法律的演进过程中，历经着“神本法律”、“物本法律”、“社本法律”、“人本法律”四种形态，与此相适应，在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法律观：法律观念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神本法律观”，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本法律观”，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初期的“社本法律观”，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本法律观”。

法律因人的需要而产生。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法律产生的真正原因就是人们的需要：“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3]“法律准则之产生，纯粹出于对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个人自我保存的需要。”^[4]由此可见，法律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如果离开人的需要，法律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的需要是法律产生的前提，离开人的需要而订立法律，那么这种法律不可能长久存在，即便存在也将毫无意义，人的需要是法律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根据和动力。(www.xing528.com)

但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法律却往往沦为压迫人的工具，成了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学者把法律同神等同起来，将法律的威力与作用最终归结为神，神是法律之最高价值和目的，神即代表着正义和法律，法律是神启和人类习惯的混合物。当然，古希腊讲的神是抽象的神，古罗马则进了一步，认为法的来源是自然神，他们把作为法的本源的自然、神、理性等同起来。在中世纪，法学更是受到神学的支配，成为神学的附庸。阿奎那把反映所谓神的意志的永恒法看作最高的法律，支配整个法律领域。神本法律是法律的异化形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把人从虚拟的上帝那里解放出来，然而，因此而形成的“商品拜物教”则把人再次异化，使商品成为新的“上帝”，并使人对之崇拜，这时物本法律占据了统治地位，物本法律同样是法律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形态。神本法律和物本法律都是维护阶级社会专制统治的工具。“一个彻头彻尾的十足的专制社会，只不过盗用法治的名义而已。”^[5]马克思也科学地指出：专制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6]在这样的专制社会里，法律被彻底地异化了：来源于人、服务于人的法律成为压迫人的工具，作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由人的工具变成了人的枷锁。正如恩格斯所言，“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7]

“公民都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看作奴役，法律勿宁是拯救。”^[8]法律真正回归于人的前提条件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当阶级对立被废除之后，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也随之被消除，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人也真正成为法律的主体，法律必然反映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法律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法律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必然又回归于社会，归属于人。这就是法律的回归，即法律摆脱使人受奴役的状态，恢复到以人为主体、为目的、为动力的本来状态。法律不是使人受神或物奴役的工具，而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法律回归于人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法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既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