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个人自由与法律限制？

五、人的自由：纵欲抑或限制？

“以人为本”的中心既然是人，而离开自由，人的发展与完善又不可能，那么，自由便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但什么是自由？在自由的故乡，在它所源出的文化与历史中，人们不仅为自由聚讼纷争，而且为之流血。自由真的如此珍贵，如此值得追求？

哲学首先为自由提供了理论说明。卢梭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所谓自由，即自我立法。能自我立法的人，据康德的论证，是智识和道德趋于完善的人。正是在这种完善的趋向中，人成为了真正的人，或者说，他在这种自我完善中作为人实现了自我。因此，自由之可珍视，并非由于自由本身，而是自由的状态乃是人之成为人的实现的状态。

个人自由和权利乃是现代法律，特别是宪法的人本主义的精髓。这种法律的自由建立于这样一种信仰之上：承认人自身拥有其固有的尊严，并因此有权获得实现其生命潜能的机会。^[27]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得以充分发展的人的条件。它们出自于人类的真实本性。“每一项权利都可被表述为一种能力，一种人达致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一事实是一切权利的坚实的内核。因此我们可以说，最具综合性的权利就是这种自我实现的权利，也被简单地称作自由的权利。”^[28]

这种自由并非为所欲为。相反，它更意味着道德与责任。换言之，这种自由以德性和责任为前提。法律的自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秩序。法律建立了这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通过必要的限制，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才能得到自由的拓展。只有所有的人，包括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接受法律的约束和统治，自由才得以实现。因此，自由与法治须臾不可分离，离开了法治，就没有自由。

由此，法治是自由的保障。法治为个人在集体中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不是对个性的扼杀。法治当然意味着对个人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所针对的是个人的行为，而非个人的良心和思想。而且这种限制以保障个人的自由为原则，不能是无理的、专断的限制。换言之，对个人自由的法律限制必须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当我们说法治是自由的保障时，即以这种认识为前提：这里的法律不是专制的法律，而是尊重个人及其权利与自由的法律：在立法的多数原则下，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法律使得某种生存方式成为不可能，从而将他们的生存方式强加给其他人。但是，个人在身体、智识和兴趣上的差别使得每个人或多或少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生存。法律是否可以划定统一的生存方式？或者一个人在不妨害他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被剥夺他自己独有的、使他之成为他自己的生存方式？答案应该是明显的。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法律怎能将一种生活强加给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多数原则，恰恰是少数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才是宪法的核心原则、最基本的原则。

在立宪主义中，权利与约束、自由与秩序并没有被孤立、片面地对待。宪法以人权为核心，并非是以牺牲正义与秩序为条件，而只是说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正义与秩序的核心或目的。

可见，在法律中，“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立场表达了一个伦理命题。作为伦理命题，它显然首先适用于人类政治生活。也只有在政治生活中，“以人为本”才最能体现出其价值。至于是否可以将“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方法，或者将来作为根本原则，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是大可疑问的。因为，“以人为本”不能算作一种方法，也很难作为一种方法去适用。其次，它作为一个根本原则被广泛适用也并不适当。比如，在兽医学领域，这个根本原则恐怕就不好用。因此，我们其实用不着以普遍适用的方式来讨论“以人为本”，只要将之用于当用之处，就已经十分好了，就是一种认真对待的态度。

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并不是一定要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各执一端，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也不必将是否主张“以人为本”作为衡量一个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试金石。理性的态度是严肃对待各种理论与学说，认真对待我们自己，或者，认真对待我们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一定要将社会看做是一种异己的力量的话，那么，通过压制人而挽救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奴役培植奴性，奴性乃是对人性的扭曲和禁锢。一个人性受到扭曲和禁锢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扭曲的、不负责任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因为，一个社会的性质最终取决于构成它的人的性质，一个社会的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对很多人而言，自由的确只是一件奢侈品，“自由”也的确不能不加说明地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般化命题)遏制个人以保全社会就具有正当性。拒绝自由并不能使我们安然无恙，却可能使我们错失完善自己的机会。

【注释】

[1]本文刊载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卷，系李龙教授与其博士生王源渊合著的文章。

[2]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9期，第18～19页。

[3]［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102页。

[4]［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43页。

[5]［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页。

[6]［德］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5页。

[7]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9期，第18～19页。

[8]［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1页。

[9]如黄楠森、胡乔木二位先生对人文主义的认识中就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他们似乎将其理解为一种完全背离社会的个人主义立场。(www.xing528.com)

[10]［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8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2]［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1页。

[13]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14]［德］弗洛姆：《马克思论人》，陈世夫、张世广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15]《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17]《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19]《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0]《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22]诸子集成(一)，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23]《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2页。

[25]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9期，第18～19页。

[26]王锐生：《“以人为本”：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根本原则》，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9期，第21～24页。

[27]［德］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1页。

[28]［德］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