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的人：个人抑或整体？
黄楠森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是以社会为本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发展。此外，黄先生说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指某个人，而是“很多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全人类”。[25]如果我们将黄先生对人的概念替换推到尽头，以人为本就是以社会为本。因此，黄先生逻辑一致的结论就是以社会为本，而且这个结论，部分还是从以人为本推论出来的。如此，我们不得不考察这个社会中的“人”。
人与人在社会中的联结并非如石子般排列，而是通过交往。正是交往使人们联结成整体。使这种交往的联结成为可能并维持它的，是广义而言的法律或规范。在规范的意义上，人显然意指个人，而非整体。或者可以说，规范中，人的概念关涉人的质而非量。尽管我们有些时候使用人这个字时也会有范围的限定，但那只是我们用“人”的“所指”，而非它的含义。
因此，在“以人为本”这里，“人”虽然并不特别指向具体的某个人，但也不是指“很多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全人类”。“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基于考察各个个别的人而作的概念上的抽象。如果一定要强调言说具体的人，反对抽象，那么我们就无法言说。如果将“人”等同于全体的个别人的相加，如此完成的绝不是对“人”的概念的抽象或者定义，只是在做加法。如果将“人”理解为个别人的集合体，如此导向的不再是“人”的概念，而是别的概念，如全人类或人类社会。
在规范的意义上，保持人的类概念含义显得十分必要。假设有这样一个规范：人的尊严不容侵犯。这里，“人”之作为抽象的概念乃是出于理论的需要，否则我们无法如此简洁地表达这一规范。在这一规范中，“人”仅意味着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事物，但却并不具体指向某物。只有当理论(规范)返回实践时，借由一定的条件(如被侮辱、诽谤)，被抽象的“人”可被还原为一个具体、个别的人(受害者)。但是，如果不恰当地用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如所有人、全人类，替换“人”的概念，这种替换必然导致上述“人”向个别人的还原过程的受阻。
人确是社会性的存在，但个人不能因此就变成了整体。人的社会属性并不必然导致人与社会的冲突，也不必然导致以社会为本的结论。相反，抽象地讲，人与社会是互相依存的。人构成社会的基础或基本要素，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另一方面，人离开社会不可能获得发展和完善。一个远离人群身处孤岛的个人，可能获得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却不可能获得完全意义上人的存在。这一事实，不仅说明社会对人之成为完整的人的重要性，而且正表明社会是为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目的而存在的。换言之，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中实现的。因此，仅就“人”而言，人是目的还是社会是目的，应该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正如王锐生先生所言：“难以理解的倒是：我们是人，为何却拒绝‘以人为本’？”[26](www.xing528.com)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以人为目的的。人们不会仅仅为了社会而研究社会。社会所以被关注，只是由于它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每一种社会理论，几乎都以对人的关切开始，以对人的关切告终，最终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人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出发点，也是归宿。不同的是，本着对人的关切，从何处开始，向何方向进行。换言之，有不同的立场、层面、角度、方法和原则。
当我们考察实际生活时，我们面对的社会中的人并非同质的，始终有着善良天性的人，而是具体的、单独的、多样而复杂的个人，而且这些个人还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结合成不同的群体、集团或阶层。这些个人或单独、或通过群体总会发生利益冲突。对于“以人为本”的部分反对意见就是在这一层面上提出来的。就这些反对者而言，他们并不反对在抽象的层次上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反对“以人为本”或者人文主义立场，是担心此种人本立场会导致在实际生活中产生极端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后果。
这是一种偏爱秩序，因而也偏爱社会的论点，但却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在它捍卫社会时，它其实假定了两种不同的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它的论证中，这两种冲突不时地纠缠在一起。但在这里，社会这个概念遮蔽上问题的实质。因为，社会是一个模糊的面孔，我们很难给社会划定一个确切的范围和界限。因此，面对以社会为本的论断，我们可以很正当地追问：谁是社会？什么人躲在社会那模糊而神圣的面具后面？其次，在它说明从冲突到天下大乱的整个过程中，它完全假定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即法律和既有秩序的缺失。
今天，我们都认识到社会和政府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人在社会的自治与政府的统治也不能混为一谈。在以社会为本的逻辑下，即便没有政府，但只要有一群人，不管其范围，不论以何种方式生活在一起，社会本位的目标就实现了。因此，在以社会为本的思路下，即使没有政府，社会也会自在。如果我们将以社会为本的逻辑一以贯之地推到尽头，就是无政府主义。其实这个结论，不正是以社会为本论者隐而未宣的前提？可以说，其结论已在前提之中。
所谓人与社会的对立，实质是人与人的冲突。既然人性中无可摆脱的恶使得人们在社会中完全的自治成为不可能，为了个人的存在，从而也是为了个人发展所需要的秩序与和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置于法治国家的统治之下。可见，恰恰是对个人保护的关注，或者说以个人为本，为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说明和理由。因此，证明了政府的必要性，从而也证明了秩序的重要性，正是对个人的关注，或者说以人为本，而不是社会，更不是以社会为本。因为，国民对政府的权力予以限制或许是可能的，但对于一个没有确切边际的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强力，由人们自己来予以限制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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