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探索人本立场

三、中国的民本思想：一种人本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民本思想。翻开中国古籍，历朝历代都有关于民本言论的记载。如《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15]《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宋书·卷十四》：“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又《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第七》：“理天下者以人为本。”《魏书·卷五十八》：“夫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旧唐书·卷九十八》：“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人安则政理，本固则邦宁。”^[17]等。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乃是在民与君(国)这一对关系中讲民的重要。今天讲“以人为本”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似乎有联系，至少今天的“以人为本”没有脱离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世俗含义。但是，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与古代的民本思想也应该是有根本区别的。

首先，今天的“以人为本”与古代的民本思想的目的不同。古代讲民为本、民为重是站在君(国)本位的立场而言的，或者是从统治功能的角度而言的。究其实，人民的重要性并非由于他们本身重要，而是对于君(国)的存续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此种观点的潜在立场是：君(国)才是目的，是标准，是尺度，只是对这个目的而言，人民很重要。因此，民以及民本最终只是手段。朱熹在《集注》中对《孟子·尽心下》那句话解曰：“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18]相同的观点还有：“国以人为本，人困则国何所依？”“夫君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君非人无以保其位，人非食无以令其生。”^[19]还有更明白的说法：“臣闻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20]孟子在民为贵之后也结论道：“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21]但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显然是要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否则，我们不仅没有进步，其实还在倒退。就今天来说，人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人及国家、社会的目的，而非国家借以存续和繁荣的手段。或者，毋宁说，国家的存续和繁荣不过是人的存续和发展的条件和副产品。(www.xing528.com)

其次，侧重面不同。古代民本思想是对君讲的，强调君要有以民为本的观念。而对民则讲忠孝精神。这里的民本精神是以民的忠孝为条件的。民本思想在君与民的对立关系中阐发。在这一关系中，民与君构成两极，尽管中间或许有贵族，如诸侯，但贵族并未构成最终的一极，而只是君的派生或代表而已。君民的关系也非平等，君显然处于关注的中心。而且古人讲君民关系思路也明晰得多，因为君、民这两端都是人的实体。但今天讲以人为本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与人对立的社会、国家乃是一个拟制的人格，而非一个实体。如此，令人不得不辨析社会、国家为何物。而且今天既然要以人为本，那么人显然应该处于关注的中心，但这个“人”却不能被简单地、当然地等于“民”。

再次，与上述区别相联系，古今“以人为本”中“人”的范围不同。中国古代“人”是一个宽泛、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含义。它是指自然意义上的人，如《列子·天瑞第一》：“天生万物，惟人为贵。”^[22]也可与君对举，意指民，如前面提到的“君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23]还可用以指除开民的贵族，如《左传·庄公十年》中，(庄)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24]在与君对立的关系中，“人”只可被解为“民”。民，又言庶民，在中国古文字中有无知，未教化之义。古人“以人为本”之“人”乃与君及贵族相对之“民”。而我们今天讲的人则是在自然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否则，岂不又落入了身份、等级制的泥沼？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在世俗关系中的民本思想与人文主义在世俗化过程中的人本思想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路径。中国的民本思想，正因为没有经过一个对异己力量的反叛过程，也就没有经过一个作为抽象意义上人的觉醒过程，从而没有完成人的主体性认识。尽管人文主义之后的西方社会理论，所致力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是世俗性的，但这种世俗性的解决是建立于人的主体性认识的基础上的。在理论进路上，他们根本不同于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人文主义从宗教那里多少带来某种信仰的意识，我们的拯救却总是世俗的、革命的，即总是通过从权力者那里夺取权力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的传统似乎总也跳不出篡夺与压迫的怪圈。因此，如果只是将民本思想中的“民”的范围放大为所有人，并不能解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人与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