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和谐历来就有不解之缘。深究之，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和谐，如果该法不是恶法而是良法的话。但在以往较长的时间内，法学教材和有关论文，一般都突出法律体现阶级矛盾的一面，过于强调法的政治统治的功能，而忽视了法是和谐的体现的一面，亦即忽视了法的社会功能。其实，法有两种功能，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国家功能时所指出的：“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2]这两种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相互依存。恩格斯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可见，法的社会职能带有基础性，是法的主要属性。这里讲的社会职能，主要是指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维护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环境资源的保护等。一句话，就是促进与维护社会的和谐。当然，不同性质的国家，其法律社会功能的范围是有差别的。
从法的产生来看，它作为社会和谐的标志和体现就更加明显。恩格斯早就有过这样的名言：“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4]这就是说，法律实质上是“共同的规则”，是大家赞同的，是社会和谐的一种体现。只不过在阶级对立社会里，法律异化为压迫人的工具罢了。马克思也说过：“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5]他还指出，法律的最初表现形式是契约。而契约正是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也是和谐的体现。何况，契约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当然，这是现代文明才有的事情。
从法的结构与要求来看，它不仅要求结构协调一致，而且要求内容不相互矛盾，还要求形式规范统一，不准模棱两可。就是说，从内容到形式，法律都体现和谐。著名法学家富勒所提出的“法制八原则”，几乎每一条都带有和谐的要求。事实上，任何一国的法律体系都要求其内部和谐，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法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无论成文法国家，还是不成文法国家都应体现这一原则;即使惯例、判例，在一国之内也要求相互间协调一致。(www.xing528.com)
法律是一种和谐，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法学家几乎有一致的看法。管仲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物之仪表也。庞德也说过：“法律是调和、协调、折中这些彼此交叉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6]博登海默也有类似的言论：“法律的真正益处在于它确保有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能成功地预防纠纷。”[7]法律本身是一种和谐，还可以从法的词义上得到证实。在中国古代，据《说文解字》解释：“律者，均布也。”而均布乃古代调音的钟，是专门用来使音符之间保持一致的工具，其和谐之意十分明显。在西方，作为法律的拉丁文“jus”，俄语“Лpoba”，以及德语、西班牙语，均有公平正义的含义。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们的共识。
法律本身是一种和谐，还明显地体现在法的价值上。不管法的哪一种价值，其实都是一种和谐状态，或者说“和谐”是法的综合价值。和谐的对立面是失衡，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秩序等，都为达到权利的均衡而矫正失衡的状况。社会要和谐，必须尊重彼此的权利和自由;社会要有秩序才能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秩序与和谐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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