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六法全书》引发司法界和学术界的批判

三、对“六法全书”的批判

对“六法全书”的批判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1954年，也就是中央宣布废除六法全书的决定作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发布的前后;第二阶段是1957—1958年，也就是反右斗争中。两个阶段后，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基本偃旗息鼓，只是偶尔见诸报端。如1982年宪法颁布前后，为配合宣传1982年宪法，部分学者对“六法全书”做过批判^[39]。

1.对“六法全书”批判的第一个时期：1949—1954年

第一个时期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基本上集中于对“六法全书”彻底的否定，着重于阶级属性的揭露，我们可以将其简称为“本质论”批判阶段。

中央宣布废除“六法全书”的决定作出，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发布后，司法界和学术界都展开了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司法界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在1949年就已经展开，1951年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通过，1953年，全国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司法界对六法全书的批判进入了一个更为集中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是代表封建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压迫人民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则是代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共同利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40]

针对司法界有人主张抛弃“六法全书”的阶级特征，而沿用“六法全书”技术特征的观点，《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如不抛弃‘六法全书’那种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脱离实际而又深涩难懂的旧形式，就不能使实际、活泼、通俗易懂的新形式在人民法制工作中顺利地建设起来。”^[41]有的法院判决书使用了一些“六法全书”包含的法律术语，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反动政权下，借以迷惑人民和统治人民的法律术语，早就应该随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消灭而消灭了。在人民法律正在成长而尚未完备的时候，有成文法的，应该用自己法律中的术语……在具体案件中，宁可称‘合法的社会团体’，而不必再称为‘法人’，等等。又如只为‘内行’所了解，在判决书中又完全可以不用的‘六法全书’术语，例如：‘当事人不适格’、‘诉讼标的’、‘无因管理’等，也都不应该再沿用。”^[42]甚至“公民”一词也有人认为是“六法全书”的术语，在现有的法律体系里不存在，不应继续沿用^[43]。一些在废除“六法全书”方面做得不好的地方法院还遭到了公开批评，“他们判案的依据不是人民政府的纲领、政策、法律、法令，而是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所有这些和《人民日报》已经揭发出来的材料以及许多难以尽述的类似情况，充分说明徐州市人民法院已经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它是‘欺压革命人民、强奸妇女、贪赃枉法、包庇反革命、包庇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罪恶渊薮”。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我们的确表现出了近乎与“六法全书”“彻底决裂”的态度——“我们对于旧法观点只能有一个方针，那就是彻底肃清它。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保留都是错误的”^[44]。

司法界对“六法全书”展开批评的同时，教育界也对“六法全书”展开了批评。如果说司法界对“六法全书”的批判集中于制度的批判的话，教育界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则集中于理论的批判。

为响应中央废除“六法全书”的决定，各大学的法律系进行了课程改革，有关“六法全书”的课程被全部废止，“在北楼地下室里，几个法律系学生谈到他们系里的课程已大大的变革着，以前的法典‘六法全书’废止了……”^[45]与此同时，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也开始检讨自己过去的学习。“我过去是一个念法律的学生，一向认为法律是神圣的，与政治无关，超乎一切阶级之上，作为人类行为最公正的规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我以为废除‘六法全书’是重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将来还会制定一部大同小异的‘六法全书’来照样应用。现在才明了法律与国家一样是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政权之一部分而且靠政权支持，统治阶级为了保护符合于它自己阶级利益的秩序而制定一定的法律，作为一种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先用武力镇压，再写些法律条文要大家遵守。”^[46]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规定了“废除反动课程(如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改造其他课程”的原则，将“政策与法令、马列主义法律理论、名著选读等”作为必修课，将宪法等课程改为选修课，并在“民法原理”、“刑法原理”前加一“新”字，称之为“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47]。这一规定发布后，各高校课程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北京大学法律系首先废除了“六法全书”的课程，然后把一些课程初步加以修改，把“刑事诉讼法”改为“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司法组织”改为“司法制度研究”，“土地法”改为“土地制度研究”^[48]。武汉大学法律系在废除“六法全书”课程的基础上，精简了许多课程，“该系的课程改革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并且将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融成一片。停开了过去的大部分课程，集中力量增开了两门新课——马列主义的法律理论和政策法令，列为本系的必修和重点课程”^[49]。

1954年5月8日，“全国政法教育会议”闭幕，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政法教育的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这次会议明确：“政法教育和法律科学的内容具有极强烈的阶级性。旧中国的反动的政法教育是为当时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旧的所谓法律理论是反人民、反科学的，必须予以彻底批判，新的政法教育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必须经过长期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才能逐步清除……今后必须对旧的法律理论继续进行批判，彻底揭发其反人民的本质。”^[50](www.xing528.com)

2.对“六法全书”批判的第二个时期：1957—1958年

1957年开始的第二个时期对“六法全书”的批判是与反右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反右斗争中，对掌握“六法全书”的法学家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因此，我们把这一阶段对“六法全书”的批判简称为“对与‘六法全书’有关的法学家”的批判。

为配合全国开展的反右斗争，法学界也开始了反右。对掌握“六法全书”的法学家和主张科学看待“六法全书”的法学家、法学界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1956年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法学家提出了对“六法全书”的继承性问题，他们主张“否认继承就等于否认历史……社会生活是不能斩断的，不论哪一个阶级当政，今天的社会关系和昨天的社会关系不会完全两样……只要这一事实存在，旧法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可以批判吸收”^[51]。“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敌对阶级之间，是不能继承的。但是法作为文化知识现象而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时，是可以考虑接受的。”^[52]这些法学家的根本主张是：法律的阶级性要和法律的技术性区别开来，法律和政治应该有适度的距离。但法学家的这些主张很快就在反右斗争中遭到了批判，被看做是“为旧的‘六法全书’招魂”：“法律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不管法律界右派分子们怎样说法律是超政治的，但是在这次斗争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纯法律的问题。他们散布反动的旧法观点，制造各种谣言，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是他们攻击的一个目标。”^[53]

司法界主要批判了林亨元等人。张映南的主张被概括为“新旧法应该并重”论而遭到严厉批判。林亨元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与林亨元一起遭到批判的还有贾潜(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鲁明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朱耀堂(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贾潜等人认为旧法是几十年的经验，不能一下子就否定，贾潜等人的言行被指责为“在日常工作中参考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寻找根据”^[54]。

学术界批判了杨兆龙、钱端升、张映南、王铁崖等人的言行。1957年5月27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北京召开了首都政法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许多法学家提出了有关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的意见。杨兆龙认为：法律不能一味讲阶级性，法律的社会性也要讲^[55]。张映南认为：“旧法也有真理的一面。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只有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才能适应需要。”^[56]王铁崖认为：法学教育不能让法律科学中断、“绝种”，过去已被废止的有关六法全书的法律课程要逐步恢复^[57]。杨兆龙等人的言行在反右斗争中一律被指称为“右派分子阴谋恢复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中央戏剧学院甚至赶排了讽刺喜剧“百丑图”，将当时许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丑化，其中就有“死抱着‘六法全书’的反动法学家”^[58]。

对“六法全书”的批判经历了一个疾风暴雨的阶段之后，进入相对平缓的时期，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只是偶尔见诸报端。

1982年宪法制定、颁布前后，在宣传1982年宪法的过程中，有的学者为了反映1982年的立法成就，将1982年宪法与过去的法制状况和过去的旧法统进行了对比，对“六法全书”进行了批判。这一时期的批判主要针对“六法全书”的正当性进行——因为人民反对，所以“六法全书”没有正当性，因为1982年宪法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1982年宪法具有正当性。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对“六法全书”的批判称为“对六法全书的正当性批判”。“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终生奋斗，致力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强调‘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但他的愿望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后来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完全是镇压人民的工具。他们的法统与法制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对。”^[59]这一时期对“六法全书”的批判总体上比较分散。与过去全盘否定“六法全书”的情形相比，在对“六法全书”的批判中甚至出现了不同的声音^[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