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流变及其人本学体系

二、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流变

人本主义，亦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传统。它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本意是指人的教育。到文艺复兴时，其含义更为丰富，演变以人为中心，用人权代替神权，以人道取代神道，歌颂人的伟大和人的价值，当时通称为人文主义。至19世纪时，费尔巴哈宣称自己的学说为人本学或人本主义。

其实人本主义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它像一条红线贯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始终。在人类历史最早用理念来概括人的思想是著名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他提出一个开创性的命题：“人是世界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所以非存在的尺度。”^[58]但他对这一命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与说明，以致人们对其的理解不一：一种把这看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性观点，一种把它理解为唯我主义，是苏格拉底把这一观点从天上的迷雾中拉到了人间，他引用德菲神庙中的名句“认识你自己”，并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提出来研究，首先要求人们要认识自己。这是对人的认识伟大的里程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整体人类来看，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是从人与外物的关系来看，要求人如何认识外物的问题。苏格拉底主张通过审视人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在他看来，当时社会上名声显赫的人物，如政客、诗人等，由于他们不能认识自己，从而不可能作为真实的人而活着。他这一思想含意深远，但后来竟被后人遗忘了。他的学生柏拉图把现实世界作为理念世界的影像，并认为在一切理念中，善是最高的理念，这一思想很有价值。但他们师生二人在总体上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不管是苏格拉底的主观唯心，还是柏拉图的超验的理念，都与人文主义的真谛有一定距离，然而他们毕竟打开人本主义这扇大门，这无疑是极为可贵。后来，他们继承者亚里士多德终于在名著《政治学》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这一著名观点。

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在神权政治和专制统治的桎梏下，人被异化了。神学家们制造了上帝，并说人是上帝创造的，还把人的意志归结为神的意志。他们企图使人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人是本性为上帝所恩赐，性本善就成为必然的逻辑。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人的本性为善，是“原罪”造成了人的堕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本性的丧失。如果说神学家的基本理论都是荒谬的话，那么，阿奎那关于人性本善的说法，还有进行讨论的可能性。

14—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大旗，以“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59]为两大主题，开展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反封建斗争，把人从神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并积极探索“自己灵魂的人”，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人的本性和觉悟。文艺复兴的最大贡献是歌颂人，最响亮的口号是“我是一个人”。具体来说：

1.关注人的尊严，歌颂人性。被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60]的但丁，在他的诗中歌唱：“人的可贵就是许许多多的成果，超过了天使的可贵。”^[61]人文主义者都非常关注人的尊严，当时就有不少著作以《人的尊严》、《人的崇高》为题，歌颂人性，歌颂人的价值。

2.重视人的才能，弘扬人的创造。人文主义者的巨擘拉柏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达·芬奇等人用文学艺术的形式，热情地讴歌了人的崇高，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他们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62]

3.强调意志自由，提倡人的解放。瓦拉在《论自由意志》中，公开反对上帝决定人的意志的谎言，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提倡人的解放。他认为，人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创造，人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存在。

总之，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前没有经历过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想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许多才艺学和学问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面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文艺复兴造就了人，更造就了人的精神，留给人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如果说在此前人类对人的研究还刚刚拉开序幕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是伟大的关于人的壮举。

文艺复兴一个必然的后果，那就是人文主义与法学的结合，形成人文主义法学派，使法学从政治学、伦理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它用人文主义研究和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研究法的本质、产生和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讲，法学首先是一门人文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社会科学。

近代思想家大体在三个领域推进了人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领域，构建了“文化人”观念;在哲学领域，构建了“自然人”观念;在法学领域，构建了“法律人”观念;依靠自然科学精神和哲学上的认识，构建“理性人”观念，形成了对“人”的立体思维。

费尔巴哈总结和发展了西方人本主义理念，集“自然人”、“理性人”、“文化人”、“法律人”之大成，建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马克思对此极为重视，称之为“人学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谱写了一曲人本主义的光辉篇章，可以这样说，是在他之前人本主义的高级形态，并以他的人本唯物主义新体系取代了黑格尔庞大的思想库。正是这个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以自然说明人，又以人为出发点去说明社会历史。它不仅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回答了人的本质、人的幸福、人的解放等重大问题。他认为，人的本质具有整体性，明确指出：“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的自然本质，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63]“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64]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体系，是以下列模式展开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以人的本质为基础，费尔巴哈建立了关于人、人的本性、人与自然界、人与他人关系以及无神论等理论。从形式上看，费尔巴哈这思想模式脱胎于黑格尔关于异化的理论;但在本质上是有重大区别的，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被费尔巴哈的主体人所代替。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核心，就是重视对人性的颂扬。他说：“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的东西;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度。”^[65]这实际上奠定了费尔巴哈哲学理论的人本主义基础。后来，他在《未来的哲学原理》和《宗教本质讲演录》中系统阐述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观;在《神谱》中总结了他的人本主义宗教观;在《幸福论》中构建了他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从而完成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理论体系。

尽管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是马克思从早期的民主主义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或中间环节，马克思对他也作过高度评价，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从而受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严厉批判，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章就是专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开始阐明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三节中详细论述。

在西方，人本主义经过古典时期的奠基和近代复兴之后，业已从宗教背景走出，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然而，现代以工业为背景的科技理性又以强大的力量，限制人来自文化传统的信仰和理想，使人文主义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威胁的人本主义，便与科技理性争夺发展空间;通过摩擦、碰撞、融合、冲突等种种事件，新的人本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既是继承与借鉴，更是发展与创新，使西方人本主义又重放光彩。新人本主义主要包括：基督教人本主义、世俗人本主义、科学人文主义、生态人文主义等。现代人文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和法律、人权紧密结合。如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马里旦，便是自然法学复兴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不仅是新自然法学的重要分支，而且还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马里旦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在留学德国期间，他师从德里斯治攻读生物学，同时潜心研究过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逐步形成了基督教人文主义。他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人文主义都进行过思考，并对他们进行过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来寻找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发展和重建。他认为，信仰的失落导致了心灵的物化，引起了时代的混乱。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崛起，并没有促使人的全面素质的提升;而恰恰导致了人类灵魂的失落，上升的是人的欲望，而不是人的德性。因此，笛卡尔、卢梭、康德等思想家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却为人类铺就了信仰死亡之路。因此，马里旦鼓吹人文主义要突出上帝的意义，正如他在《理性的范围》所强调的那样：今天，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已遭到惨重的毁灭，人们已经饱尝了反人文主义的罪恶滋味，世界所需要的是一种新人文主义，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人文主义。马里旦重视法律与人文主义的紧密关系，为此，他积极参与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并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法律思想代表作《人与国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然法学派的重要支流之一。尽管其主要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力图废除国家主权，组建所谓世界政府，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谴责，但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理论中有些观点还是有一定价值，如他强调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关注人格要求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并对人的各项具体权利作了论证等。如果他能放弃“上帝”，其人文主义理论还有不少可取之处，特别是他毕生寻求一种“完整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世俗人文主义的代表是美国的保罗·库尔茨。这种人文主义追求自由主义的多元民主，主张信仰自由，但不放纵淫逸;他们不相信神的魅力，而相信人的理智、人的勇气和人的智慧。认为人类有能力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需要神灵的保佑。世俗人文主义者坚信：通过自由探索、政教分离、自由理想、批判理性、道德教育、科学技术等，便可以走向世俗人文主义的理想之路。库尔茨认为，一个珍视多元主义和民主倡导自由与人权的开放社会，应该赋予每个成年人对自己的生命、性别、信仰的自主权，如安乐死、保守秘密的权利、隐私权，不仅使之成为一项基本人权，而且要成为全社会的美德。库尔茨认为，世俗人文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革命。他说：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是科学观点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有伽俐略—牛顿式的世界观，推翻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观点;有达尔文式的革命，提出人起源于生物进化的观点……在库尔茨看来，在上述众多革命中，技术革命是最重要的;并把技术革命分为“机器革命”、“绿色革命”和“医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文明的时代，世俗人文主义者还清醒看到：正当人类站在新文明的曙光之中时，也遇到了各种危险与威胁，诸如纳粹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者、恐怖分子等。在这一危机面前，人们能鼓足勇气，运用他们创造性能力，重新建构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理想与新规范，实行道德革命。概括起世俗人文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1.人的自信;2.反对宗教;3.强调科学理性和批判理性;4.突出社会公正(这是建立道德革命的基础之上)5.重视人的勇气、智慧和理智。对于世俗人文主义的评价，我国同西方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在理性占据优势位置的背景下，世俗人文主义依然面临一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理性与人性在一定情况下具有非人格性质”。^[66]因此，只强调理性而失却人性，其结果是当然是不符合人文主义的本意的;何况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当今世界，离开每个国家的国情，不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放到重要位置，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任何理性的东西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比利时人乔治·萨顿，这位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著名科学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深受战争的苦难。因此，在他任主编长达40年之久的杂志《爱西斯》中一直宣传科学人文主义，他力图通过人们对科学史的研究，强调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强调科学的统一性显示了人类的统一性，强调科学与人文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萨顿的代表作《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先后在1931年初版和1937年再版，在以后的诸多论著中形成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有：(1)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总是科学的应用的呈现方式。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存在着进步或进步的可能性，几乎都是由于科学的应用。”^[67](2)科学具有宗教伦理性质。萨顿认为，科学像宗教一样，包含着无私、诚实和严肃。(3)提倡科学人性。他认为，科学与人性是暗合的;科学的存在是由于人类的渴望。(4)统一性思想。在他看来，自然界的统一性、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只是一个实体的三个方面，存在于人的爱心之中。(5)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他认为，西方的宗教来自东方——犹太教，西方的科学也来自东方，因此，把东方排斥在外是错误的。(6)强调宽容与仁爱，反对民族仇视与压迫。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很多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人文主义的巨大贡献是令人难忘的，他不仅是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而且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实践者，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以科学史的伟大传统和道德情怀，向世界传播东方的宽容、仁爱等光辉的人性理念，尤为值得赞赏。当然，萨顿的新人文主义也有谬误之处，他把科学同宗教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个三棱锥形的塔，这种譬如显然是不正确的，他对人的社会技术属性注重不够，也是个明显的缺陷。

生态人文主义的古典代表是英国人吉尔伯特·怀特。这位被人们称之为“自然历史之父”生物学家，深受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思想的影响，曾做过大学的学监，担任奥瑞勒学院的院长，后长期做牧师，并成为神学院的执事。他的代表作是由44封书信组成的《塞耳彭自然史》。该书以书简的形式记录了塞耳彭村的鱼虫鸟兽等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也记录了怀特的人文情怀。该书出版二百多年来，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多次出版，使怀特的生态人文主义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生态人文主义在欧洲的现代代表就是绿党，它是一个集体，称之为“绿党政治”。最早建立绿党的国家是新西兰的塔西与尼亚岛和1973年的不列颠，比利时和德国也先后于19世纪70年代末建立绿党。2004年，由32个欧洲国家组成的绿党正式诞生，并在欧洲议会中有32名议员，从而正式出现“绿党政治”。据绿党欧洲议会议员达尼埃尔·科恩宣布，欧洲绿党的主要使命是环保，为社会尽义务;扩大民主，推动和平政策的实施，促使全球化。^[68]很显然，生态人文主义具有进步意义，他们代表一种文明，无疑对社会有一定推动作用，尤其他们那种为保护人类环境和生态的大无畏精神值得称赞。当然，如果他们利用绿色政党而谋取私利，则是要坚决反对的。

西方人文主义的演变，揭示了这样规律：每当法律与人文主义结合时，或者说每当法律的人性基础得到认可和弘扬时，法学就兴旺、就发达、就创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2]同上书，第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页。

[6]同上书，第19页。

[7]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1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

[24]《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www.xing528.com)

[25]同上书，第53页。

[2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8]同上书，第1512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30]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35]胡锦涛：《在全国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t.com。

[36]冯友兰：《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0页。

[37]《管子·霸形》。

[38]《管子·霸言》。

[39]参见李中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40]《管子·权修》。

[41]《管子·霸言》。

[42]《论语·颜渊》。

[43]《孟子·尽心下》。

[44]《孟子·告子上》。

[45]《孟子·梁惠王下》。

[46]《孟子·尽心下》。

[47]《荀子·非相》。

[48]《荀子·王制》。

[49]转引自路淑芙等著：《神话的启示——人本主义问题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50]贾谊：《新书·大政上》。

[51]《唐太宗集·晋宣帝总论》。

[52]谭嗣同：《仁学》。

[53]《旧唐书·卷九十八》。

[54]《宋书·卷十四》。

[55]《晋书·卷十九》。

[56]《老子·二十五章》。

[57]《兼爱上》。

[58]《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页。

[59]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7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61]《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选集》，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8页。

[62]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6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7页。

[6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5页。

[6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0～181页。

[66]于文杰著：《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主义》，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67]［美］乔治·萨顿：《科学史与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68]《参考消息》，2004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