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出身法学世家，他的父亲、祖父均系犹太法律专家，父亲还担任过莱茵市市长的法律顾问和该市律师协会会长。马克思本人也曾攻读法学专业，由于他对法学的酷爱和学习刻苦，成绩一直优秀;除了阅读大量法学著作与其他著作外，还翻译了《罗马法》;尤其是在柏林大学法律系读二年级的时候，便力图创立一个新的法学体系。可是，通过反复的审查，马克思发现自己的体系并没有超出康德体系的范围，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些雷同。对此，他认真地进行了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哲学功底不够。所以马克思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1]当然，当时马克思决心学好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学好法学，按他的话说，“我应该研究法学”。[2]
马克思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首先就在于他认识到，法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与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更是密不可分。马克思通过大量的法制史研究，对法的历史和现状极为不满，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法律过于强硬，过于机械，过于繁琐，缺乏人文主义基础，从而使法律不可能从根本上发挥治理社会的功能。马克思曾经把这一想法在信中同他父亲谈过。身为律师的马克思的父亲对此大吃一惊，并回信告诫他，法律不是诗，是客观的;劝马克思放弃自己的观点。但马克思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把法律与人本主义结合起来研究，并“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学领域”。[3]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就有了民主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认为法律离开人本主义这个基础，就必然过于强硬。他发现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有序地发展，主要因素不在于强硬的法律本身，而在于一种文化传统，在于法的精神。
在此期间，马克思还提出过这样一个论断：法律的基本依据是人的本身，人本主义精神应表现在立法形式的普遍性、立法内容的教化性、执法尺度的可塑性上，同时，他更强调法律的客观性。因此，马克思认为任何法律都应该体现主客观的统一性。他的结论是：任何缺乏人本主义的法律，都没有规范社会的资格，所以他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4]，而在民主制国家，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www.xing528.com)
在早期，马克思特别注重人的行为与法律的紧密联系，他反复强调：“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5]这就是说，法律是专管人的行为的，而人的行为却是实现人的权利的唯一手段。在人的行为与法律打交道时，要求法律要尊重人格，因此，“我们必须绝对承认人格原则”。[6]鉴于对人性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十分赞同孟子提出的“仁政”主张，认为不合理的法律会导致社会的无序与混乱;因此，他欣赏孟德斯鸠的观点：“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7]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法律应该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去适应法律。就是说，社会是法律的基础，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在阶级对立社会表现为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实际上决定法的内容与发展。于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强调，法的精神如同国家一样，不应从法的本身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不是国家与法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国家、社会与法;所以必须把黑格尔关于人与国家、人与法律的关系颠倒过来，在国家与法律中，要突出人性，把人的世界还给人。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明确写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重大贡献，就是实现人的价值，阐明了民主制和人民主权这两个直接与人相关的重要问题，他提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黑格尔吹捧的君主制，并将两者作了鲜明的对照，第一，在民主国家里“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第二，在民主制中，“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君主制中，“人却是法律的存在”;第三，在民主制中，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在君主制中，只是形式，而实际上在伪造内容。当然这里讲的人民是指当家作主的人民，所以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反复批判了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反复强调人民主权。[10]最后马克思明确指出：“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1]在这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得到充分发挥，马克思十分重视从人出发考虑问题，其中包括国家与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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