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至上：人民满意是评价司法制度的最高标准

一、国情是司法制度的根基

马克思有句名言：“法律必须以社会为基础。”因此，我们在研究司法制度时，首先必须弄清该国的国情。就是说，国情是司法制度的前提和根基;否则，我们便不能揭示该国司法制度的实质，也无法对其是否优劣作出科学的评价。

历史已经并正在进一步证明：任何一种法治模式及其司法制度都与国情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构成辩证的统一：国情是司法制度是司法制度的土壤和基础;司法制度是国情的重要表现形式和保障。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国情，便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司法制度;世上没有最好的司法制度，只有最符合国情的司法制度;而司法制度一旦适应国情，就能使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符合国情的司法制度就是当时最好的司法制度。在国情与司法制度的定位上，国情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司法制度是第二位的。当然，司法制度有着极大的反作用，能有力促进国情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一观点，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而且也是对人类法治文明的科学总结。

其实，法治及其司法制度与国情相互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从哲理的高度作过精辟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国情是研究法律法治的向导，是打开司法制度这一被称之“神圣”大门的钥匙。关于这一点，一些法学界的前辈们早就有过相似的认识，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体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廦、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3]很显然，他这里讲的就是国情同法律的关系。其实国情对法律、司法制度的关系远表现在法律制度的改革上，康有为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时深刻指出：“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程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逾墙飞瓦也。”^[4]

那么国情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一般来讲，主要有：生产力的水平、生产关系的性质、国体的实质、政体的形式、民族状况、国家结构形式、人口的数量、质量、历史传统、文化质因、宗教信仰、民主与法制意识、心理偏好等。鉴于这些情况各国不可能相同，因此，不同国情必然要实行不同的司法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世上没有最好的司法制度，只有最适合国情的司法制度。(www.xing528.com)

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7个方面，即：(1)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宪法“序言”对中国国情的经典表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当然，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所依据的基本国情。它至少包含了三个不可分割的内容：第一，在性质上，它是社会主义的，这表明了政治方向;第二，在层次上，它是“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建设是一个中心，司法制度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三，从时间上看，它是“长期的”，司法制度与其相适应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历史阶段。(2)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我们的司法制度必须与它们相适应并体现其精神，不能搞“三权分立”式的什么独立的司法权，而是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服从法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3)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因此，司法制度必须贯彻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并建立统一的司法系统。(4)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尤其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更要关注它们的司法制度，无论司法干部的配置和司法考试，都要给予必要的变通。(5)我国秦代以来，一直是采取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各民族用勤劳的双手，共同缔造和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中国特色主义司法制度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作为其神圣的职责。(6)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儒家的“和为贵”、墨家的“兼爱”、道家的“天人合一”、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已在人民心中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应反映和体现这些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7)以往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之中，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一直弘扬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国的封建意识仍然存在，人民的民主与法制意识还须进一步加强。因此，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同时，还要大力宣传和阐释民主法制意识，提高干部和民众的民主法制水平。

国情是司法制度的前提与基础，背离国情的司法制度必然是不合时宜的，可能出现各种弊端，甚至会形成种种丑恶现象。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司法制度符合国情仅仅是种应然性，要把这种应然性变成现实性，必须用实践来检验。尽管符合国情一般会得到人民的满意度，但人民满意度的实际效果，则是衡量司法制度的最高标准。很显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标准。理由是十分清楚的：第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有权对司法制度是否满意表态。第二，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对司法制度的满意度，理所当然成为衡量司法制度的根本标准。第三，从哲理的高度来看，唯物史观表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人民的实践是我国社会实践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在评价司法制度中起关键作用的。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其考虑的第一要素，就是研究和分析该国的国情，偏离国情的司法制度必然失败，甚至会造成严重后果。如前国民党政府，它们不从中国国情出发，而套用“三权分立”原则，而采取了模仿德国、日本的司法制度，最后导致了历史的唾弃。其次，人民的满意度是评价司法制度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