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改革开放，法学春天来临。

三、拥护改革开放，迎来法学发展的春天

1976年底“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国家开始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然而，理论界的学术研究活动虽然逐步走向复苏，但整体氛围还比较谨慎保守，没有完全正常化。尽管邓小平同志在那划时代的经典文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精辟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由于当时的专门的法学刊物相对较少，例如《法学研究》1979年才创刊，《中国法学》1984年才创刊，法学界对法制与改革开放的响应、拥护与宣传还不够。在这历史转折之际《武汉大学学报》积极刊发探讨我国各个重大立法活动、应对改革开放中遭遇的各种法律问题的论文，在推动法学复苏与发展中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武汉大学学报》法学栏目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是关注重大立法活动，引领时代法制潮流。在宪法被国家遗忘忽视多年之后，1978年第3期《武汉大学学报》破天荒地刊发了蒋碧昆研究宪法的文章《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该文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严格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执法、守法的模范”。虽然“文化大革命”中长期的无法无天状态已经结束，但该文的观点在当时仍显得非常大胆，犹如一声春雷，也许预示着一个法律的春天即将到来。1980年正是社会上争论法治与人治的优劣的时候，《武汉大学学报》及时以学术动态介绍的形式，刊发了武大法律系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会的成果。该年的重大立法活动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出台，《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及时刊发了凌相权的评介论文《加强法制观念全面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同年还刊发了马克昌的《我国刑法的任务》、许崇德的《学习新中国三个宪法的几点体会》。在多年未刊发法学类论文后，《武汉大学学报》连续三期刊登研究环境法、刑法与宪法方面的论文，这一引领潮流的做法已经预示着法学逐渐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与关注。1982年是现行《宪法》得以制定与通过的年份，在《宪法》颁布前，《武汉大学学报》刊登了4篇何华辉、许崇德等知名学者探讨宪法的论文，开一时风气之先河。

二是关注新兴问题，推动了新学科的发展与形成。1982年《武汉大学学报》刊登了两篇探讨环境法问题、两篇探讨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并在1983年刊登了韩德培、李浩培、李双元关于冲突法、条约法、国际私法方面的论文，环境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在当时属于新兴学科，此领域的专家学者奇缺，《武汉大学学报》刊登了这方面的文章确实是开全国之先河。接下来一段时期内，《武汉大学学报》大量刊发了国际法、环境法方面的杰作，如有王曦的《试论美国联邦和州宪法在环境权问题上的发展》、李双元的《对外开放政策与中国国际私法》等，为这些学科的形成与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三是关注各学科基础理论，积极填补学术空白。由于多年来法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法学界对一些基本法律问题的研究都不够深入，《武汉大学学报》逐渐开始重视法学基础理论。1984年刊登的凌相权的《关于我国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一文，积极参与讨论当时正在起草的《劳动法》。当时理论界对经济法的地位与作用存在较大争议，《武汉大学学报》积极刊发了这方面的论文，如《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马克思的法律思想和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等。这不仅在研究经济法问题，实际上也在探讨法律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客观上为后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埋下了理论伏笔。1985年后刊登的法学论文学科越来越广。例如，王应暄的《评点校本〈唐律疏议〉》、蔡守秋的《国家政治与国家法律、党的政治的关系》等。1988年，《武汉大学学报》第一次刊发了案件判决剖析类文章，这在当时法学界实属不多见。1991年第2期刊登的《论〈中国刑法专家系统〉的研制》一文，实属国内计算机辅助定罪量刑的首创。

1987年后《武汉大学学报》在编排上有重大的进步，开始对论文采取学科分类。“法律学”是学报的一个常设栏目。当年刊登了证据法、环境法、国际法、侵权、共同犯罪、图书馆法制等多领域的多篇法学论文。自此后几年时间内，学报刊登并重视法学类文章的风格基本形成。到1992年，法学几乎成了仅次于经济学的分量最大的栏目。

总之，1978年到1992年这一时期内《武汉大学学报》刊登的法学论文的选题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出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新兴热点问题，例如人治与法治关系、法律与党的政策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关系问题、刑法与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与功能等，其在探索法律在改革开放中可能发挥的功能与作用的同时，促进了武汉大学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