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阎中堂书：不敢以肤末之辞，渎陈清听》

上阎中堂书（1884年）

年伯中堂钧座：数月以来，时事益艰，不敢以肤末之辞，渎陈清听。中法之事，决裂至此，法人之蛮横无礼，妄肆侵欺，殆习知昔日之中国，不肯启衅，漫谓示将用武，必可得所欲以去。今彼既得越南，复以观音桥一役为辞，责偿兵费，奋其诈力，谋夺台湾。若使得志，彼不婪索巨款，即当久踞不还。倘台军再能与法相持数月，则彼国议院，必以开衅为非，而归咎于始谋之人，可使各国渐知悔祸，懔然于中国之不可侮。得失之机，在此一举。惟中法业既开战，而法使巴德诺脱尚留驻上海之租界，暗中侦探消息，购募汉奸，办运煤粮，散布谣说，为害甚巨。盖法使在沪，则彼可以联络各国，而敌军之声气灵通；法使离沪，则彼不能布置一切，而敌军之援应自绝。巴使所居，虽名为法租界，然仍系中国之地。按之公法条约，无两国业既开战，而使臣仍居其地者，即指名擒捕，或限期驱逐，谁曰不宜。今福成审时度势，拟请朝廷密敕南洋大臣，派兵会同江海关道，严密擒拿，拿到后，应遴派和平稳练之妥员，伴送至内地河南等处安置，严兵守卫，而优礼款待，无论巴使如何咆哮，均置之不理。一面布告各国，以法人毁我船厂，攻我台湾，而巴使仍居上海，与公法条约不合，且其谋害中国，实有不得不拿之势，仍许俟议和后释还。窃闻巴酋系法相斐礼之死党，法之用兵，惟斐礼、孤拔与巴酋等三数人实主其谋，国人皆不愿也。彼既煽法人以扰中国，复逗遛中国之境，侦我虚实，制我要害，听其所为而不之禁，窃于古今两国交兵之例，未之前闻。而狃于西人之说者，动曰法人尚未宣战，法使尚难驱逐。不知法既逞雄马江，袭踞基隆矣。此其欲以不宣战之说误我，而彼收速战之利也。凡和约之绝与否，当以战不战为凭，不以宣不宣为重。设令法人乘胜长驱而终不宣战，我仍将束手受攻乎？此可决其无是理矣。即如中国驻法大臣曾侯，因争论越南之事，与法人意见不合，早离法境。独巴使不肯循例出疆，徘徊沪上，肆其诡谋，潜相毒害，直轻中国为无人，是迫我以不得不拿之势，即请诸国秉公评论，亦断不能归曲于我。福成愚以为庚申年僧邸之擒巴夏礼，实系失著，以其正在议和而忽起波澜，致圆明园被焚也。今若擒巴德诺脱，最为先著，以法人肆扰，业已尽其力之所至，不能再加暴横，或因去其耳目，失其谋主而自绌也。夫法自构衅以来，著著占先，今我若出其不意而擒巴酋，似亦争先之一说。盖在我既有辞可执，足以骤夺其气，且待之以礼，则不至重激敌怒，而操纵变化，权仍在我，上策也。明降谕旨，声明不能容留之故，严行驱逐，中策也。由南洋大臣督同江海关道隐为防范，下策也。若听其久留，肆行无忌，受害实深，是谓无策。福成用是不揣冒昧，抒其一得之愚，幸财择焉。肃此虔叩钧安。九月十二日。年愚侄薛福成谨上。

阎相得书，颇善其策，然以事关重大，恐妨和局，遂不果行。附识。(www.xing528.com)

（选自《浙东筹防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