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之乱：上张尚书论援助机宜书（1882年）

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¹⁾¹（1882年）

昨读大疏，圆畅修洁，布置井井，而见几之明决，筹办之迅速，亦为中外意料所不及。私衷企佩，匪可言喻。退而就事理之曲折，反复思之。此举以顺讨逆，以强制弱，必可迅速成功。所虑者，日本兵船先到耳。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素饶谋略，秩望较崇，有便宜行事之权。今年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中国不使与闻，彼已深怀忌恨。万一此次乘朝鲜内乱，逞其狡谋以与中国为难，甚属可虞，不能不豫为之防也。然犹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弯环纡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傥倭艘与华轮后先偕到，或虽先到数日，而稍有观望，未及肆毒，犹可措手。中国宜于此时飙驰电发，为朝鲜速定内变，内变定而日本无能为矣。今闻“扬威”、“超勇”、“威远”三船，已同时起碇。似宜速告吴军门，不必俟南洋兵船之会集，可先率一二营东渡，直指朝鲜都城；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兵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夫朝鲜之乱，已逾半月矣。近日消息，尚无所闻。若彼但幽其王，夺其柄，未敢显拒王师。王师既到，宜为书声明专讨乱党违命启衅之罪，檄召李昰应赴兵船问状，彼如挺身来前，或归罪他人，或饰辞狡辩，宜一概勿理，不动声色，暂予羁留。先以“威远”一船载送来华，致之京师，听候朝命。其大队官兵暂驻朝鲜，为之捕诛乱党，不数日而大事可立定，此善之善者也。若李昰应伏匿不出，亦不显然抗拒，宜以代御外侮为名，引兵疾入王京，择地驻营。然后为之捕治乱党，严究主使，仍遣人开导昰应，谕以出则贷其重戾，不出则罪及亲族。彼慑于兵威，不敢不出。出则选精卒卫送兵船，运赴中国。若彼畏罪出奔，而乱党不时出没，官军一到，彼势自衰，可即擒诛余党，檄数昰应罪状，布告远近，俾所在郡县执之以献，敢有藏匿者罪之。抑或竟挟王出走，国都无主，宜以大军代守王京，分兵邀截要路，稍以精卒驱其后，驰檄解散其胁从，亦许昰应束身归罪，待以不死，敢有伤损及王者罪不赦。若此，则彼势孤党散，亦必自败，无足深虑也。抑或彼竟肆然罔忌，矫朝鲜王之命，驱煽徒党，授兵登陴，力与我抗。朝鲜之民，久已不睹兵革，一闻雄师压境，火器精利，莫不气馁心怯。揆彼舆情，必莫肯为之用也。是宜严兵城外，作欲攻围之势，仍檄谕阖城官民，示以为彼除害，不忍玉石俱焚之意，责以擒献罪人，即一切勿有所问。不出三日，内变必作。盖顺逆之理，强弱之势，固如此也。若夫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国，而乱党有劫夺之虑，不能不便宜从事。则临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赐之死可也。虽国王不能为请也。或罪人既在兵船，而倭人有邀截之意，则虑之不可不周，定计宜密，措注宜速，鼓轮疾驶，径入大沽可也。虽其党未必及谋也。然福成所鳃鳃过虑者，则恐日本兵船先到，而井上馨以狡毒之计行之也。盖日本之睥睨朝鲜，非一日矣。若井上馨遽以兵船入其国都，或翦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与李昰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昰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皆非中国之利也。夫使其翦除乱党而并废王也，日本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号称保护，渐收权利，为蚕食鲸吞之计。然彼大势未定，而中国兵船倏至，亦非其意计所及。中国宜乘此时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彼见众心不附，公论不与，而中国兵力又较盛也，必有所怯而徐示转圜。倘中国持之稍缓，则事机一失，后悔难追矣。如其与乱党合而行废立之事也，则其意将厚其毒而取之，中国宜专以讨乱为辞，直逼朝鲜。若日本出而排解，告以中国属藩之事，不愿他国与闻。朝鲜官民，见我势壮气盛，必有应之于内者。如其执送昰应于东京也，日本必张大其辞，夸示诸国，以谓朝鲜朝贡中国二百余年，未获纤毫之助，此次削平内难，必待日本为之出兵。显以形中国之短，隐以责朝鲜之报。非多索口岸，即更立新约，此中国所病也。然犹幸我军随后即到，可以有辞，宜致谢日本曰：“朝鲜系中国属邦，贵国笃念交谊，代平其乱，感谢弗谖。然贵军劳苦可念，搜除乱党之事，当由中国任之。”如此，则稍杜倭人之口矣。凡此数端，皆随其机而应之，庶稍化后著为先著。万一倭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中国宜遣使以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日本馆人被杀，必索抵偿。自不妨以捕斩乱党为抵偿人命之用，所谓一举两得者也。大抵数千里外，军情敌势，瞬息千变，原非可豫为揣测。然相机利导之方，大旨固不离其宗。倘于函致吴军门时，授以机宜，或有裨益。是否有当，伏惟裁择。六月二十九日，福成谨上。

光绪八年夏六月初九日，朝鲜内乱，日本使馆被毁，倭使花房义质奔还其国。十七日，日本议遣尚书井上馨督兵船驶往朝鲜。制府张公接阅电信，谋之幕僚，欲函请总理衙门奏明请旨发兵往援。余谓辗转筹商，往反之间已五六日，若倭兵先到朝鲜，彼且虏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机得失，间不容发，请发“超勇”、“扬威”、“威远”三兵轮即日东驶，仍函商总理衙门续发陆军前往。制府颇以为然。遣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督带“超勇”等三艘，以二十五日起碇。又豫调南洋及招商局轮船，以备运送陆兵。于是，丁汝昌等以二十七日辰刻抵朝鲜之仁川口，而倭军亦于是日未刻，有一艘先到，仅迟半日耳。见我兵船已先在，为之夺气，遂不敢动。倭官与丁军门等以礼相见。二十八日，日本续到三艘，共水陆兵一千数百名。花房义质以兵五百人驻王京，与朝鲜议约，开列多款，百端要挟。适总理衙门亦奏明派提督吴公长庆率淮军六营继往。余遂于二十九日上是书，制府韪之，寄致军前酌度遵办。我军以七月初八日，抵朝鲜之南阳府。吴军门接到此议，阅之大喜，与丁提督、马道密商，意见相同，决计遵行。是时，倭使与朝鲜大员连日会议，相持未决，颇肆咆哮。朝鲜侦知我大军将到，拒之益坚。倭使于初十日，挈其众悻悻出王京，示将决裂也。马道驰诣倭船，告以同心讨乱之意。而吴军门遽于十二日，亲率大军疾驰至王京驻营。倭使不虞我军之突入也，又自觉兵少而势孤也，深悔出京之失计。然已无可奈何，遂与朝鲜成约，寻盟而退。惟李昰应尚盘踞王宫，乱党数千，日夜营造兵器，内外勾结，祸且不测。吴、丁、马三君密定机宜，十七日巳刻，共入王京，往拜李昰应，以礼周旋。申刻，昰应来营答拜。与之笔谈，延至日暮，以计遣其从者。丁汝昌亲率小队，以肩舆拥李昰应就道，冒雨夜驰百二十里。十八日，至南阳海口，即上“登瀛洲”兵轮，鼓轮疾驶，解送天津。吴军门亲督所部，宵攻乱党，尽歼其渠。朝鲜之乱乃定。壬午八月识。

此事枢纽，全在赴机迅捷。时则余友黎君莼斋为出使大臣，驻日本。侦得确音，急递密电。制府得与僚吏熟筹，豫为之备，罔误机宜。余于是役颇盛称莼斋为首功。惜乎制府奏事匆促，未及特笔为之表章，然其功自不可掩也。又识。(www.xing528.com)

（选自《庸庵文编》卷二）

【注释】

(1)张树声（1824—1884），安徽合肥人，字振轩。淮军将领。曾任江苏巡抚、贵州巡抚、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等。中法战争初期，因所部潘鼎新战败，被革职留任，旋病卒。有《张靖达公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