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论（1873年）
自古国家隆盛之时，非特人才昌也，或以中材而建不世之业者有之，盖势有可乘也。国家衰乱之际，非特人才乏也，或以荩臣而蹈覆
之讥者有之，盖虑有所穷也。明代阁臣，自嘉靖以后，或偏尚才气而见摈清议，或依阿苟容而漫无建白。人才既敝，祸败随之。若其德器粹然，为善类所归仰，而又能弥缝匡救，与时变通，如叶向高之忠清练达，盖不多见。向高之入阁也，在沈一贯、朱赓相继去位之后，请补缺官、罢矿税，见帝不能从，又陈上下乖离之病。尝上言今天下危乱之道有数端：庙廊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亡，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习气，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而在庙堂也。呜呼！此可谓切中时弊之言矣，惜乎神宗知其忠爱而不能用也。史又称向高用宿望居相位，忧国奉公，每事执争效忠荩，帝心重之，礼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夫以向高相神宗八年，其时人主习静泄沓于上，廷臣朋党交攻于下，加以灾伤寇盗，物怪人妖，迭出不穷，天下事已大不可为，而向高随事补救，搘持一二；又能调剂群情，辑和异同，与东林诸君子往来，不激不随，而以时左右之，斯可谓贤也已。然尚有疑之者曰：“向高既致仕而去，泰昌、天启之间，可以不出；出而值客、魏用事，既不能抗章力争，与廷臣内外合谋，翦除巨蠹，厥后林汝翥之事，卒受群阉困辱以去，盖可为向高訾者。”是殆不然。夫大臣之于国也，与疏逖之臣不同。疏逖之臣，见时势不可为，去之而已；大臣之心，则有不能恝然者。且向高尝受神宗殊遇矣，主幼国危，应召而出，义也。出而值客、魏蛊惑君心，根蒂深固，度其势未可猝去，且攻之过激，彼将铤而走险，故不如与之委蛇，犹可从中挽回，潜移默夺。且向高在阁，忠贤必不能大肆其恶，他日因势利导，未尝不可乘机去之。此则向高之志也。无如熹宗昏
受蔽，而阁臣如魏广微、顾秉谦辈，复有甘作忠贤鹰犬者，于是向高决意求去，而明事遂不可为矣。然则向高再出而时益艰，不足为向高病，而可为明之宗社惜者也。吾观天启四年以前，向高及刘一燝、韩
等在内阁，赵南星、高攀龙、邹元标等掌部院，杨涟、左光斗等在言路，众正盈朝，忠贤尚有所忌惮。迨四年以后，至于七年，诸君子或窜或死，朝局颠倒，为亘古未有之大变，则向高既去之故也。向高去而阁臣半属阉党，善类一空，而忠贤之焰大张矣。假令向高复在阁数年，维持调护，以待怀宗之登极，则忠贤祸明决不若是之烈。然而忠贤之得肆其毒者，天也。当此之时，虽使三杨、刘、谢复生，亦奚补于毫末哉？
萧敬甫云：“持论平允，深得叶文忠心事，非洞悉当年时势，不能道此。行文气格，亦近北宋大家。”(www.xing528.com)
（选自《庸庵文外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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