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相书：治国经世之道（1865年）

上曾侯相书⁽¹⁾¹（1865年）

太老夫子元侯中堂节下：窃惟天下之将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经纬之。而天之靳之，往往有二。宋明以来，大儒间出，恒不得居将相之位以有为于时。得位矣，或限于地，或受任未专且久，或丁举世耳目之因循而碍于更革，则亦稍稍补苴掇拾，而未暇为百世深计。此非其人不伟，位不显，而时为之也。若夫天生瑰琦宏杰之人，而畀以至重之任，又有可因之时，则天以百世事业寄之也，不待言而决矣。国家承平，余二百年，自粤孽倡乱，荼毒遍海内，回、苗、幅、捻诸寇，如猬毛而起。节下以乡兵数千，号召贤俊，为天下倡。廓清南楚，奋兵而出，荡鄂渚，摧江州，收夺失土数千里，遂受东征之命。水陆诸军，夹江而下，规全皖形势之地，以制贼死命。推毂群帅，选将分兵，则两浙三吴，相次恢复。然后悉锐而拔金陵，枭元恶，扫除数百万狺狺之豺虎而灭其景迹。节下之勋，磊磊轩天地，海内抵掌高谈之士，窥见标末，开口不能诵说万一。拘方鄙儒，岂复能仰测高深，拟议影响间哉？抑福成窃不自揣，犹有望于节下者？语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节下戡乱之业，视唐之汾阳王，明之新建伯，殆已至百里而又过之。若必如伊、傅、周、召之致治，则适及乎百里之半，而当加意之时也。伊、傅、周、召，固非福成所敢窥测，若三代下之能追踪前哲者，莫如诸葛武侯。请设言武侯之事，假令当时灭吴荡魏，天下为一，将为一代建不拔之业，必作人才以培邦本也审矣，必饬治道以康兆民也审矣，必将策富强、定经制、消反侧、防外侮、正风俗，又无疑矣。武侯虽不得行其志，而其志之所当为者，则可推也。即推而上之为伊、傅、周、召，其所为亦当如是也。今节下之功，既远出武侯上，而可为之时，又十倍武侯。天子倚之，天下信之，节下建一议，行一政，则举世将视为转移。又值变乱之后，百事兴革，民心望治，往往更张而不见其迹，施设而易蒙其泽，是伊、傅、周、召所仅能一遇之时，而又知节下平日所自期，断不在伊、傅、周、召下，故福成敢以其迂疏之说进焉。福成于学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始考之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旁及天文、阴阳、奇门、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靡不切究。盖穷其说者数年，而觉要领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学，以收敛身心为主，然后浩然若有得也。既又知为学之功，居敬穷理，不可偏废，而溯其源不出六经四子之说。盖术凡三变而确然得所归宿处，所惧知识梼昧，师心独学于穷乡之中，固陋不足以应世。窃自私念，必得今世巨公如节下者以为依归，而磨砺以事，始能略有成就。昔先人以文辞受知门下，为县令湖南，方稍欲建树，不幸中道即世。福成时随长兄福辰在楚，适节下辱垂吊赙，恩谊之隆，非可言喻。既而贼陷故乡，奔驰东归省母，相遇于江北之宝应，遂侨僻处居之。读书奉亲之外，妄画灭贼方略，思欲亲诣行辕陈献，辄以母老家贫，不能远行而罢。迩者节下犁平丑类，而天下至急至切之务，与东南经久之规模，均惟节下是赖。盖所谓其人其任其时，三者咸会其极者，失此不言，复谁与言之？今闻节下以剿捻寇北上，彼皆乌合救死之寇，以节下之威临之，自当不日荡定。但所云百世事业，不尽在此，故辄献其前所欲云者。其北方利病，与剿捕机宜，数千里外，未敢悬度。至其梗概，略具于治捻寇一篇。谨撮大端，列为条目如左。曰：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虽其间草野臆度之言不乏，而论当今要务，似不外是。言辞芜拙，字迹粗劣，伏惟恕而察之，不胜惶悚冒昧之至。门下晚学生薛福成再拜谨上。

养人才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三者兼用而不偏废。隋唐以降，始专尚考试，然其间自岩穴显者，犹或有之，又特设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明初至今，制艺日重，得人之途，一归之甲乙科。其初文风浑朴，期于明理而止，故凡名贤硕德，与伟才异能之思自表见于时者，亦往往由之以进。然自是不就考试之人，以事举者，固属寥寥；以德进者，更阒然无闻矣。近十数年来，潢池不靖，朝廷博求贤才，大臣举荐，率不次擢用。于是智略辐凑，虎臣辈出，四方瑰俊，雷动云合，以赞中兴之运。是岂无术以致之哉？盖由朝廷能破千载之成格，而节下以忠孝文武为之倡，又复虚怀宏奖，振古罕有。故一代人才，闻而兴起，用以截乱夷艰，而惟节下之左右之也。今巨孽已平，海内渐以无事，英俊无由自效，士之奋迅求试者，复相率而入于科举。科举行之既久，其法不能无敝。盖学士大夫以制艺相切劘，余五百年，至于今陈文委积，剿说相仍，而真意渐汩。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远。夫以工拙不甚相远之文，取决于有司一时之爱憎，加以贪常嗜琐，意见各异，而黜陟益以难凭。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务为浇攰浮尫之习以弋科第。魁硕之儒，皓首而不遇者，比比是也。然则欲救科举之敝而收遗逸、养人才，莫如征辟与科举并用。大凡以今日天下人才计之：其见收于科第者十之二，其见收于军营及一切保举者十之三，其沉抑迍邅而不获一用者，犹十之五。节下诚博访而慎择之，若德行纯懿，若经术精深，若吏治明娴，若邱园高蹈，若练习名法，若谙晓韬钤，若干略过人，若文章希古，其他茂才异等，有一长一艺，堪施实用者，不拘一格，取其见闻所及，或素有时望者荐之朝，复奏之天子，饬内外大臣各举所知，仿国初举博学鸿词例，召试大廷，量才录用。然后著为成法，不时举行。如是则贤才无遗逸之患，可以辅科举所不及。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渐以转移。夫科举虽敝，其法固难变革也。若但云振文风，新士习，又非一人所能主其权，一日所能蒇其功也。节下负知人之雅鉴，昨者凶竖干纪，既以之收召英豪，奏不世之奇功矣；今复为国家扶植元气，以振耸天下人之耳目，当必有度越千古者。盖斯事体大，非节下之德之力，不能成此举，亦无复有能胜此举者矣。伏惟及时加意焉。平居所作《选举论》二篇，谨附上。

广垦田

江南衍沃称天下，顷更丧乱，民死者不可胜数。其颠沛饥羸仅存之民，或无以为耕，耕亦不获。然则事势至此，虽天时大和，灾祲不作，而甘雨下注，常委为沧海之波，民固且拱手待尽于沟壑之间，而莫之拯也。时事之可忧，孰甚于此？虽然，福成窃观古人之良法美意，垂为百世之利者，往往转出于丧乱之余。今沃野千里，旷弃不耕，诚因此时修明开垦之政，则所谓百世之利，可得而建也。开垦之政有二：曰民垦。民之有业而无力者，借以籽种、牛具资之耕，其旷绝无人之处，宜益募他州之人愿耕者，不计多寡，三年以后升科，给为永业，则亦可以少充国赋；曰官垦。藉无主之田，官自募民耕之，定其租，视民间租岁减什一二，数岁之后，当有成绪。且近世官吏仰食县官，县官所费不訾，而受者常病其薄。宜仿古禄田之法，以公田给州县，代其俸廉，大县以千五百亩为则，小县减三之一。大率银万两，可垦田五千亩。明岁俾自耕，以其租易耕他处，三岁可得万五千亩。若以十万金为之，则得十五万亩，是百县令之食也。若以二十万金为之，则祭祀役食等项，地方之费，岁省大半。每行省筹二十万金，核之经费不为多，而百世之利建焉。夫自古公田之法，往往不数十年而敝者，以官为经理，不若民之自为经理也。今以之代俸廉，及充州县公费，则州县之重之，必不后于民之自为经理也。节下哀怜百姓，招流亡，给籽种，一切条法，简而易行，若福成之愚，岂能赞一辞哉。然而经费不足，是以开之不广，请即见闻所及，就其一二言之，似亦有宜加之意者。今苏、常、松、太各属，每县各有善后局，局数十百人，平居皆习为奸利，至无行义之辈。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乡党亲故，莫能相禁。以故岁縻巨万，报销于上官，不啻以一为五。道路嗟叹，以为不如其已。由此观之，孰若悉罢此辈，以节浮费而济事实哉。去岁不登，苏、松差愈，常属惟锡金下种较多耳，然亩收仅数斗。田捐之令，亩四百；差役费二百，民不得食。而州县苛督，甚于钱漕，不知有以闻节下否？且钱六百，固一二亩种麦资也。麦熟后资以种稻，亦一二亩。今独以锡金言之，田捐为五十万亩，则其所失岂可量哉？伏惟推此类汰去之，则官民并垦之利，庶可得而议焉。

兴屯政

自巨猾倡乱以来，当事者练兵募勇，奚翅数十百万。其转输之费，筹济之劳，几于无孔不入，虽倾天下之力以供之，犹岌岌乎有不继之势。赖节下威力，数年之间，贼巢尽倾，凶渠授首，而前日调集之兵勇，得以稍稍撤散。然就今之大势计之，残寇犹窃余生，反侧时多未靖，则有不可尽撤之势。孤孑者既无家可归，骁健者或挺而生变，又有不能尽散之情。若聚而使之坐食，则长骄惰而滋事端，固非国家之利。况十余年间，民力已竭，幸而稍获休息，岂能复用其力以给军食于无事之时？然则处今日而欲为善全之策，不伤财，不累民，不弛备，并以开数百年富强之业者，盖非讲明屯政不可。夫屯政之有利无弊，自古然矣。三代井田之法废，惟唐府兵，得寓兵于农遗意。府兵坏而天下始有养兵之费，后惟明之卫所，颇合于唐之府兵，人各授田二十亩，纳租六石，使之且耕且守，法至良也。洎乎中叶，边将得请官田自便，且训练不明，仅责以纳租而止。于是有军之名，无军之实，而军卫之法坏。今东南数省，户口耗损大半，往往有田多人少之虞，势必不能遍垦。为今之计，宜藉各省民田之无主者，官为开垦；藉各省未散之勇丁，其愿受田者，每丁给田数十亩，官为相其便宜，理其经界，开其水利，给其牛种，三年之后，每岁纳租数石，授为永业。俟经费有余，往往创筑城堡，仿明卫所之制，为设守备、千总以训练之，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每省特设一屯田总兵，而统辖于提督。如此则江淮数千里要害之地，布置联络，隐然有指臂之势，一旦有警，人人各自为守，无复向者溃逃故习。行之有效，则推之而闽浙，而湖广，而山东、河南，莫不循是行之。此制一定，国无转运之费，而骤获胜兵，民无供给之劳，而藉资扞御，营伍不以屯聚而滋他衅，地方不以备［惫］弱而召他虞。又以位置此无业之勇丁，而为天下多垦数十百万之田，则每岁增天下之谷，无虑数十百万石，所入之租，兼足以赡国用。国家数百年富强之业，实基于此。至其经费之所出，则暂借厘金一岁，于以措理而有余。方今兵事渐蒇，而厘金未遽停者，正以勇丁未能尽散也。诚假一岁所入，以为斯民建不世之利，一岁之后，勇丁各业其业，而厘金可以渐裁。此乃两得之术，即明告四方而行之，奚不可者？或曰：“今之勇丁，习于酣豢，傥募之而不应，则奈何？”曰：凡事之集，难乎其始，是在劝其为倡者而已。劝之奈何？凡勇丁之始应募者，其授之田，必肥以广；给之资与籽种，必厚以倍。俾勇丁慕耕种之利，势将奔走而归之。万一勇丁应募者少，则相机渐散勇丁，而别募游民以授田，暇则以兵法部勒之，何患屯田之不广欤？虽然，天下事莫亟于人才。更愿于道府州县中，无论在任候补，令各条陈屯务利病；取其言之洞中窾要，斟酌时宜者，召之面询得失；择其才可用者，委以综理屯务；又于行事之际，察其能否，而专其责成。则异才必出，而实政可兴矣。

治捻寇

自来制寇之术在任将，而治捻之道在任吏。昔日之治捻，宜先任吏而后任将；当今之治捻，宜先任将而后任吏。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斯时得一骁将，属以劲兵，虽数十百万之众，立可摧散。然今日散为民，明日复起为捻矣。即击其众而尽灭之，而渫恶民之弄兵者，复接踵以起。盖捻寇之难治在此，此其故何哉？山东、河南数省，吏治疲刓已久。民贫俗悍，习于为非。善抚之则皆民也，不善抚之，则皆捻也。故绝捻之源，首在吏治。昔龚遂守渤海而莠民复业，张陵守广陵而剧盗乞降。本朝乾隆季年，黔楚苗匪蠢动，福文襄王以天下全力临之，迄于无功以没。傅鼐一同知耳，用雕剿之法，卒以平苗。此其已事可见，故曰先任吏而后成将。今之治捻也则不然。凡凶顽狡悍之民，狝薙略尽。其漏网捕窜者，不过一二桀黠之徒，为之渠率，诳诱驱胁，以与王师遌，不幸使之一再得志，猋忽慓悍，几类流寇。语曰：“涓涓不塞，将为江河。”今已不啻涓涓矣，然及今治之，犹可图也。图之之机，宜檄直隶、山东、河南督抚坚壁清野，谨守封略，各以其兵策应。节下以大军蹙之，分遣诸将，或截击，或迎击，或断其道，或捣其坚，或袭其辎重，或披其形势，或攻其无备，或散其胁从，彼一二凶渠之首，旦夕可致麾下。复责各省之吏，捕余孽，安反侧，抚创痍，则捻寇之踪迹，一举荡尽。然后澄清吏治，永杜复起之渐，故曰先任将而后任吏。虽然，论今之所以平捻者，岂更无当务之策乎哉？福成盖尝遥揣事机，而略举其要则有四：一曰汰冗营。夫捻所以旋灭旋炽者，岂不以大军乏犄角之援，各路鲜堵截之兵乎？兵少援绝，而邸帅以孤军疲于奔命，岂不以冗营为之累乎？何则？北方之号能战者，张曜、陈国瑞二人耳。其他屯戍诸军，支饷非不广也，核其额，则十人不能三数人，又未必可用。委员以数百计，类多歌呼饮博以待奖叙，其保举之优，薪水之费，倍于他处。故凡游河南者，率视为牟荣利之捷径。数年以来，未见其能杀一贼，克一寨也。今欲汰此诸军，当自汰冗员、清浮额始。诚节此诸军之饷，可益精兵一二万，复选健将部勒之，则大军多犄角之助，各路奏堵截之效矣。一曰用铁骑。尝闻贼所惮者，在南有水师，在北惟铁骑，此实地势使然。曩者大军在光固间，因山谷沮泽，碍于驰骋，以致失利。今贼已离其巢穴，而突齐、鲁、豫、燕之境，此皆平原旷野，非冲逐不为功。宜广调劲骑，每与贼遇，纵骑蹂之，贼虽众，可歼也。或曰：“然则贼避我而入山谷沮泽，则奈何？”曰：以骑兵列守要道，勿与之战；数月以后，彼食将尽；于是广设方略，诱其支党，俟其稍懈，则步兵蹈瑕而入，穷捣其巢；而以骑兵擒斩其逋窜者，此必胜之术也。一曰离逆党。今闻贼渠悍者，并力拒我，故其势强。然彼非有骨肉之亲也，非能一心协力而永无猜贰也。诚宜察贼渠之可降者，遣间招之，非诚纳其降也，特使内相疑忌，腹心自溃。然后势分力弱，而不至为大患。否则恐其中有雄桀者，一旦魁其曹而并其众，将不可复制矣。一曰招降附。夫贼中渠魁，皆必死之寇，固决不肯就降。国家亦决无赦之之理，赦之亦必为变。若其余，固胁从耳，诖误耳，急之则为贼死，赦之则可以散其党而孤其势，此易见者也。且招降之所以不易言者，惩其诈也，惩其降而复判［叛］也。诈不诈，明者能辨之。其诈也，暂羁縻之，乘其懈击之，虽歼之可也；其非诈也，则固纳之矣，犹虑其叛也，归其老弱，藉其强壮者，分隶各营，以古者以一隶五之法治之。其不从也，廉得其为首者，诛之可也。此所谓以剿为体，而以剿抚互施为用者也。昔王阳明先平江西贼，或先使人招抚，俟其往来犹豫，争论不决之间，乘间急击；或令人说其酋长诣营，至则径置之狱，而兴兵击灭其巢，功甚神速，而又不留余患。今之以抚为剿，亦当如是而已。凡此四者，皆福成遥为臆度之辞；又所居僻远，传闻未必实，恐今事势已有变更者。福成姑就数月前之闻见，略道其梗概如此。伏惟采择而用之，幸甚。

澄吏治

欲举天下创残疲敝之民而致之休和，曷先乎？曰：先之州县。今州县有大弊二：曰捐班广也，门丁横也。有大要一：曰考课行也。二弊不去，一要不审，虽伊葛不治。今之由捐例进者，推其本意，不过以官为市而已。夫至以官为市，则剥民以自奉，损国以肥己，固其所也。若曰姑试之职，待其有过，大吏按劾而罢之，是以土地人民为墨吏尝试之具也。纵使旋用旋汰，而官终不得其人，其弊也，与无官等。今之病之者，不得已而用考试以困之，又非正本清源之道也。彼以捐进，庸陋固非其咎，若纳其赀而考黜之，是欺天下以罔利也。考而仍用，谋国之道，不当用此具文也。是故，与其考之于后，不若停之于前。或曰：“然则当如国用不足何？”曰：国用之足不足，不在捐例之行不行，而在制用者之权其出入。且今之捐例益广，而国用益亏者，何也？天下多一贪污之吏，即多无穷失业之民，以致啸聚而为变，比其翦除，而糜饷已巨万矣。又或亏损公项，动以万计，逾其所捐数倍。各省试用之员，往往人浮于缺，大吏曲为调剂，辄授以无足重轻之事，其薪水之费，固已不赀。然则捐例虽若于国用有济，实乃赢于此而绌于彼耳。稽之治道既如彼，筹之国计又如此，是又何苦而不罢之哉！伏望奏减捐例以为停捐之渐，权定限制；捐杂职，许实任；捐正印，止虚衔。杂职中能称职者，亦许随例升转；其前已捐而在官者，亦严为考察而去留之。一二年后，军务稍平，度支稍足，然后决然停止。若其济国用之方，又在制禄田以代俸廉，每岁节俸廉以供县官，计其所赢，当不减捐例所得。其说固略具于开垦之篇矣。或谓：“今之正途，大抵不晓世务，而操守不愈于捐班，甚或一莅职任，亦有以受赇闻者。”曰：是则然矣。前论征辟与科举并行，盖欲以振兴人才，转移士习，未尝无以救正途之敝也，安得以正途之敝，遂谓捐班不当止哉？若夫门丁之设，尤为州县巨蠹。今州县官一莅任，则僮仆什伯为群，无不褕衣甘食，肆为奸偷。其举财赋狱讼而悉归之者，名曰门丁，自丞尉杂职，皆仰鼻息而食。把持诞谩，玩其官于股掌之上。官或之死不悟，或自慰曰：“彼权固重于我，虽智者无如何也。”噫！是犹布荆棘于门，张网罗于要道，而私忧其出入之不便我也。试问罗网荆棘，谁设之哉？推其设此，大端有二：其偷者不事事，则举官事尽委之，可以安而尸厥职；其尤不肖者，倚为奸利，外使张其爪牙，而肉［内］实与为首尾，一旦发露，则托门丁为解，而己可以免于戾。积习相循，末流益甚。虽稍有智识者，亦狃于俗例而不敢废。且每赴一缺，则上官之荐，纷然四至，彼属吏安敢不遵？今胡不取各省之案牍阅之，凡州县被民控诉者，大率多以门丁为辞，则其横可得而知也。宜严禁两司以下，毋得以门丁为荐，州县毋得辄用；用而被控者，该丁以法论，官罢黜，著为令。又尝论之，汉郡县得自辟曹掾，一时文学才俊之士，皆出其中，故能相倚如左右手。今更之以书吏，吏习猾，官孤，益无恃。似宜渐复古制，令州县得辟士之贤者为吏，优其礼而以次升诸朝。即不能为此，宜且仿古三老孝弟之制，乡举其贤能，以宾礼礼之，使为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则催租捕盗之吏，可以不至乡里。张官置吏，所以为民，又安取此阘茸委琐之辈，与之共天下哉？二弊既去，乃严考课。考课之行于州县，始在慎其选，继在养其廉，究在尽其才，三者备而后考课之法，不劳而立。今州县选补，吏部拘之以资格，大府私之以爱憎，不能为地择人久矣。软美巧滑，工于趋避者，则举世以为明白公事。其翘然名能吏，通省不一二数者，虽凡事勤敏，往往可观。至于利源所在，征取无艺，亦不后于他人，尚安望其抚循民瘼、变化风俗哉？今宜先择悃愊无华、有实心及民者畀之县，有干略者次之。然其要在两司得人，两司得人，则州县得人矣。虽然，州县之俸廉，大者无过千两，而所谓杂款陋规，及幕友修脯，与一切办公费，奚翅倍蓰。如是而欲其不妄取于民，不可得也。州县无清廉之操，而欲其公且慎，明且勤，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如严饬司道以下，革陋规，除杂派，限幕友修脯之制。其办公费，令各县筹经费之羡，渐置公田。俾长民者，不拮据于财用，而州县始有清廉之吏。然尤不可不尽其才也。今郡守权不敌汉县令，县令权不敌汉户贼曹。县令自笞杖以上，不能专决，动须关白上官。其究也，上下以空文相束，虽贤者亦奉法救过之不赡，而不肖者反得以容其弊。又或以燕齐之人仕滇黔，瓯闽之人仕秦陇，语言不谐，土风人情不悉，孑身万里之外，叹息而思归，甚者疾病攻之，尚安望其能修职业哉？比其稍习而安之，则迁调而去矣。候补之员，委署一缺，常者一年，暂者数月。又有权缺之肥瘠，不时更代，虽授实缺者留不遣，而故使无缺者代之，名为调剂。授受之际，交代纠结难清，黠吏因缘舞弊。官知任事之不久，往往于数月中肆为掊克，以蓄数岁代缺之费。上下苟偷，岂不甚哉？今欲整饬吏治，莫如尽州县之才。欲尽州县之才，则必重其职任，涤去烦文，务持大体。又为奏明定例：凡五品以下任外任者，越省无过三千里；任实缺者，尚无大故，必满任；试用之员，非稔其才勿遣，遣之而能举其职，勿遽撤。如是，始可以尽其才矣。慎其选，养其廉，尽其才，三者无一阙，然后举当今要务责之，任其所为，而徐考其成，卓异者不次优擢，以风厉之。且宜仿有明及国初旧制，内转为御史及部曹，其阘茸赃污者，惩之勿贷。考课之行于州县者如此，而又无捐班以参之，门丁以蔽之，则贤才孰不劝？不肖孰不诫？吏治蒸蒸，百废具举，凡所以复创痍为富庶，化凋敝为敦朴者，不外是矣。(www.xing528.com)

厚民生

国朝兵制：自京都满蒙汉八旗，及各行省要地，屯驻旗营之外，则有绿营，分隶督抚河漕及水陆提镇各标，为额至六十余万人，约支俸饷二千万两，去天下岁入之半。迁流既久，积习益深，乾隆以后，日形窳敝。虽叠降明旨，饬所司实力整顿，而地广势散，颇难著效。嘉庆年间，荡平教匪，已大半仗川勇之力。咸丰初年，粤寇披猖，所至无不摧靡。节下深鉴绿营之不足恃，于是倡募乡勇，以戚元敬氏束伍法部勒之，久之皆精练无敌。各行省亦渐仿效之，而湖南勇营之旌旗，几遍海内。最后传其规制，别募淮勇，而淮军复兴，用此诛锄群孽，转危为安。然十余年来，用饷无算，所以能搘持全局，弥缝阙乏者，则东南数省，抽收百货厘金之功也。向使舍此一孔，其何以馈数十万嗷嗷待食之军，而遏方张之寇焰？然则天下当有事之时，国计之不能不藉资于厘金者，势也。虽然昔之创为此法，不过济变一时而已。若军事稍纾，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气也。今巨患削平，跳梁之寇，非复前日比，似可斟酌盈虚，先减厘金，渐减渐少，以至于尽裁，蕲以濯痍嘘枯，稍苏民困。夫厘金每百分而取其一，征诸商者，似不为多。然以福成所亲见者论之，即如江北淮扬等处，自江宁藩司所设厘局外，有漕捐、河捐、抚捐、粮台捐，及清淮筹防、各府筹防、各县镇团练之捐，收数混殽，名目诡寄。三四百里间，卡局不下数十。是殆征其十之二也，而吏役之勒掯，司事之需索不与焉。彼为商者工于牟利，则仍昂其价于货物，而小民之生计日艰。且今日之能倚厘金为巨饷者，以前日未始有厘金也。若上下既视为定额，则将有必不可少之经费，待之以济，加以官吏侵蠹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即为徒设。一旦复有猝然意外之变，将筹何款以应之？故减之裁之，所以为异日缓急计也。然今之所以决不能裁者，何也？闽粤残寇，尚未殄灭，兼以群捻纵横，苗回煽乱。凡诸勇营之得力者，方且征调四出，奔命不遑。是饷项有不可减之势，即厘金有不能裁之势。即使诸寇渐平，而弹压土匪，镇守边陲，亦非勇营不可。然则厘金终不能去乎？窃谓勇营之所以不能撤者，以绿营之不足恃也。绿营不足恃，而兵额仍未稍减，坐糜二千万金之岁饷，病民病国，莫此为甚。乃计臣枢臣，未尝筹及，疆吏言官，未有论列者，则或牵于旧制不可改之说，或瞢于中外之利弊也。节下拳拳于爱民忧国，既已洞晰其原矣，似宜于此时建议，普减天下绿营十分之四，可省岁饷八百万金，以养勇营，即可先减天下厘金十分之六。盖各省要害之地，既有得力勇营填扎，疲弱之兵，不妨汰遣，所留六成，以供守汛、护饷、解犯之用，可敷分布。汰兵如有可用，或拨归屯田，或招入勇营，亦尚不至穷饿。一转移间，而国用不耗，商民不困。盖食之者寡，则用之者舒。《大学》“生财之大道”，《易》之所谓“以美利利天下”，《书》之所谓“利用厚生”，不外是也。抑或别有远图，必暂假厘金为区画，此乃与福成屯田之议相合。然当明定限制，布告四方，以一年二年为度，截然不稍延缓，始无流弊。夫用厘金以兴屯政，数年之后，屯田毕理，兵饷大减，而厘金固可尽裁也。兴一利，除一弊，二者交相为用，又在断而行之耳。

筹海防

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推其所以启之者，有天事，有人事。古者九州之内，各殊土而异宜，有隔数百里不相通者。然而天地之风气，日久渐开，山川之径途，习行则便。自秦一天下，至汉而收滇、粤，置河西，至唐而通回纥、定天竺，至元而服俄罗斯、取西域，恢拓可谓极广。寖寻迄于今日，西洋诸国，航海通商，凡欧罗巴、亚墨利加数十国之人，颉颃并至乎中国，而以英吉利、俄罗斯、佛兰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是其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西人之始至也，非敢睥睨中国也。曩者禁烟之役，既以发之骤而启衅；衅作矣，彼犹惧天威之不测，未敢狡焉以逞也。忽而罢兵弛禁，且偿其货以骄之；继而倏战倏和，茫无成议，以致战则丧师，和则辱国。于是中国之情实，历历在西人之目，索地索币之师，纷然狎至，而粤寇乘之以起。洎乎庚申之岁，遂敢合从内向，直犯京师。既不获，已而讲解以罢，而中外之大防裂矣。是其所以然者，人也，不可尽委之天也。居今之世，事之在天者，宜有术以处之，然后不为气数所穷；事之在人者，必有术以挽之，然后不为邻敌所侮。窃尝默审乎天时人事之交，其道历久不弊者，要在知和之不可常恃，一日勿弛其防而已。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故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豫也。筹之豫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我之将士，闻是二者，辄有谈虎色变之惧。数十年来，瞠目束手，甘受强敌之侵陵而不能御。不知西人贪利，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长，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特选劲队，勤演施放枪炮之法。又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兼仿造火轮船数十艘，平居则以运漕，移卫所各官及漕标之兵以隶之，既以护运漕粮，实以练习海道，暇则兼操战法。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世之议者，或愤中国积弱，以效法西人为耻。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夫巫臣教吴以弱楚国，武灵胡服而灭中山。安知中国人之才力，不能驾而上之乎？若夫乘彼所短，则有合并之说，有分离之说，有牵制之说。何谓合并？曩者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我防粤则彼攻闽，我备浙则彼扰沪，比援师调集，而彼又直指天津矣。此中国所以惫也。炽千斤之炭于通衢，人皆望而畏之，分为千百处，则一熄而无余焰。苟扼其要，则每省所注意者，不过一二口。又恐其力不厚，则以福建益广东，以浙江益江苏，以奉天、山东益直隶，一切兵权、饷权、用人之权，皆畀之督师大臣。彼数万里远来，兵不众而粮不继，一不得势，则心孤而气馁矣。此分者合之之效也。何谓分离？夫英、法、俄、美四国，势均力敌，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终辑睦也。昔英吉利之初发难也，俄有可联之势，美有效顺之情，中国非但漠焉置之，抑且驱之激之，使协以谋我。闻英人之攻广州，强搂法、美二国，迨入大沽，则俄、法、美三国皆从。三国非有大憾于我也，盖知我之无可助，而实可侮也。诚能于发难之始，察诸国之无恶意者，先啖以微利而退之，或竟密与联结，俾为我助。如是庶足披敌之党，届时必有显为排解者，有隐为阻止者，此合者离之之效也。何谓牵制？今各国来者日益多，则各口之商务日益盛。倘一国有衅，则告各国以商务停止，当由启衅之国偿其利。又如英国有衅，则先以贸易之停止，谕其商民；法国有衅，则先以教民之不能安居中国，谕其教民。彼商民、教民必不愿也。而我仍默示怀柔，动其慕恋，如此则归曲于敌，使之彼此怨尤，上下乖迕，其势不顺而谋必败。此以各国牵制一国，以商民、教民牵制彼国之效也。夫既夺其所长，又乘其所短，二者虽未足以尽海防之至计，而所可豫筹者，要不离乎此。若夫伐谋伐交之策，练兵练将之方，其措注于临事者，本无定形，又非可豫为揣度矣。

挽时变

自泰西诸国立约以来，大抵于中国有利有害。利则通有无以裕税饷，得利器以剿强寇，此中国之大益也。害则洋烟不禁，渐染日广，传教通行，许其保护，此中国之大损也。窃尝较其轻重，要其始终，则所谓益者什一二，损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盖洋烟盛，则挠我养民之权；洋教行，则挠我教民之权；教养无所施，而国不可为国矣。此时局之变之尤可忧者也。虽然，和约一定，往往数十年不改，自非国势日张，事机绝顺，无从轻议更张。居今日而论洋烟洋教，苟不知时变而严绝之，势所格也；若默揆时变而善挽之，事所急也。今天下自衣冠至于负贩，见困于洋烟者，不啻五人而一，是举天下之人而废其五之一也。而民之趋之者，尚无穷期，一染其瘾，终身难去。且嗜之者亦自不愿去。洋人布此鸩毒于中国，弱人精力，锢人神志，其害过于洪水猛兽远甚。然而持不禁之说者，曰恐扰民也，挑衅也。不知严禁吾民，乃中国自主之权，不必如曩者焚烟之举也。法宽而简则易行，不必如曩者斩决之罪也。治其源者，在绝中国人之嗜。嗜之无人，彼之烟自无所售，而来者益寡矣。且今中国之嗜洋烟者，非其性之本然，其弊在不知诟病，而视为适俗便身之具也。则莫如厉之以耻，而止之以渐。夫天下风气之所成，恒在仕宦衣冠之地，欲民之改旧习，而不先于其所慕效，未有能改者也。诚宜奏定条例：凡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嗜洋烟者勒致仕，不改则永不起用；每届京察及大计，书之于考，为课殿最之准的；其各官幕友，各局绅董及书吏等，犯者辄黜之，不黜而举发，坐其官以降级处分；凡士子之应州县试者，责廪生保之，始许投考；诸生之应科举者，令学官察，犯者停考，能改者录之；有司巡行闾里，见有设馆诱人与嗜烟者，枷示于市，屡犯者屡枷示焉。凡此皆所以示民耻辱之端，使之知至可贱恶者，莫洋烟若也。况人情所惮，在妨其进取之路，而阻其衣食之源，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所行至约，而处之甚宽，使民自渐摩祓濯而改其习。天下少一嗜烟之人，即多一有用之人。天下少一购烟之费，即少一贩烟之利，彼洋人将爽然自退。即中国种罂粟之区，亦且渐化为黍稷桑麻之地矣。抑又思洋烟之入口者，虽暂难明禁，不妨援西国重榷烟酒之例，酌加十倍税厘。非特可济要饷，且使民惮其价之昂，则嗜之者渐减，是又不禁之禁也。至于洋人传教，载在和约，中国既有保护之条矣。然彼所谓天主教者，惯以微利啖我愚氓，一入彀中，即为之致死而不悔。教士动辄干预讼事，偏护教民，挟制州县。而应之者，或失之亢激，则彼驶兵船以肆恫喝，于是自疆吏以逮州县，凡事牵涉教堂者，莫不曲意迁就，苟求无事而止。民知未入教者，受教民之侮而无所控告；一入教，则恣横而莫之能制，自是趋之者如水赴壑矣。然福成欲稍遏传教之焰者，非谓违约，乃行约也。约章谓安分传教习教之人，不得刻待禁阻。是不安分者，理难保护矣。又谓如系中国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惩办。是教民犯法，治之勿贷，非教士所能干与矣。今诚多选廉公有威，明达大体之良有司，分布州县，凡教民之倚势犯法者惩之，教士之妄问公事者拒之。彼知入教不能求胜于平民，势当稍沮。惟判断公允，不违约，不刓法，宜有以折服其心。又当不动声色，勿鼓众民虚骄之气以激事变，但求政平讼理。且渐扩贫民生计，毋使为饥寒所驱，则传教者无权矣。若夫默抑教民进取之途，似可稍参治嗜洋烟之法，而勿露其端倪。苟才智者不入其中，则天下事犹可为也。夫洋教、洋烟，骤入中国者，气运之变也；斟酌情势，默寓挽回之术者，君相之柄也。伏惟节下出当大任，力救时艰，愿及今日为风俗人心计，为中国贫弱忧，以此二事闻天子，密抒远谟，通行各省，画一办理，实万世之福。

伯兄抚屏云：“闳议郁发，灏气孤行。尤可宝者，另有一种朴茂神味，洋溢行间。古文家无此宏迈，策论家无此精深。”

同治乙丑之夏，科尔沁忠亲王战没曹南，曾文正公奉命督师，北剿捻寇，并张榜郡县，招致贤才。余上此书于宝应舟次。文正一见，大加奖誉，邀余径入幕府办事。是时幕府诸贤，为剑州李榕申甫，嘉兴钱应溥子密，黟程鸿诏伯旉，宣城屠楷晋卿，溆浦向师棣伯常，遵义黎庶昌莼斋。文正语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又谓余曰：“子文长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与伯常、莼斋同舟，互相切劘可也！”厥后，余从公八年，前后出入幕府共事者三十余人，多一时贤俊。余颇得晨夕晤谈，以扩见闻，充器识，皆文正提奖之力也。按《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辛卯九月自识。

（选自《庸庵文外编》卷三）

【注释】

(1)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咸丰初年在籍编练湘军，先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倡导洋务运动。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有《曾文正公全集》。